六一一 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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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赵德昭不以为然的反驳:“有的人惫懒,有的人勤快。”
“有的人愚笨,有的人聪明;有的人胆小如鼠,有的人大胆拓新。”
“人的根本品质决定了会有人穷,有人富。如果共同富裕,对那些勤快,聪明,大胆的人公平吗?”
杨延定自是争锋相对:“赵行长,如果说近些年富起来的百姓是靠着勤快,聪明,胆大。”
“早些年有钱的,哪个不是靠着祖荫?”
说到这里,杨延定直接点名:“譬如外间盛传的大周首富赵匡美,据说他的银子比国库还要多。”
“若他不是宋王的弟弟,他会发展得这么快?”
赵德昭站了起来:“杨大人,你什么意思?”
杨延定说到:“赵行长,我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赵德昭怒到:“杨大人,宋王这个爵位,也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是皇上恩典,是先父浴血奋战得来的。”
“倘有谁不服气,一样可为大周开疆拓土,建立功勋,封王拜侯。”
杨延定解释到:“赵行长误会了。”
“我并非针对宋王或赵匡美,只是想说明,当处在一个位置上,即便不勤劳,不聪明,不胆大,一样可以积累财富。”
“而普通人即便勤劳聪明胆大,却也很难有这样的成就。”
“你就是针对宋王府,”赵德昭怒到:“先父也非生来就是宋王,先祖也不过是普通百姓。”
“便与当时的大多数百姓一样,若先祖窝囊一生,我赵德昭想来现在也不过一个种田汉吧。”
“当时大家都是平头百姓,都是一无所有,可先祖宁愿拼命,所以才有了赵氏如今之景象。”
“大多数人不愿意拼命,他们的后代如今却怨起了那些愿意拼命的人的后代,这公平吗?”
赵德昭继续说到:“再说到赵匡美,也许他的起步比其他人容易一些,可财富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并非强取豪夺,并非贪赃枉法,难道这也有罪?”
他这么一说,又好像有点道理。
毕竟宋王的位置不是白来的,倘若一不小心战死,那也就死了。
而且我拼命打下了江山,为的是封妻荫子。
你让我拼命是为了其他人过得比我更好,对不起,现在是封建时代,我做不到。
杨延定反驳到:“赵行长,我赞同你所说,赵匡美没有贪赃枉法,没有强取豪夺。”
“可当他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后,便形同于强取豪夺。”
“就以织布为例,先前我在江南之时,便做过深入调查。”
“开一个十人的织布工场,对比开一个千人的织布工场,虽然启动时需要的钱少得多。”
“然而真正运转起来,一千人的织布工场,所需的成本摊薄下去,比十人工场实在少了太多。”
“所以一匹布,十人工场需要一元钱才卖得起,而千人工场五角就可卖。”
“如此下去,十人工场定然就是倒闭。”
“倘是有一定家资,亏了也就亏了。倘是穷尽积累,甚至还有借贷,这样老百姓还能活下去吗。”
“而千人工场则会越来越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一匹布的价钱是贵是贱,最终将由他们说了算。”
“杨大人多虑了,”赵德昭打断杨延定:“朝廷有反垄断律法,倘工场一家独大,最终必受到律法严惩。”
杨延定说到:“严惩又如何?钱进了国库,百姓并未享受。而且这不是钱的事,而是社稷的机会在减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当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贫者揭竿而起,社稷动荡,那些富者的财富同样也会被剥夺。”
“为了社稷千秋基业,必须现在就有所行动。”
慕容德丰听了半天,这才开口问到:“杨大人,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杨延定说到:“社稷若要稳固,老百姓须得有起码的保障。”
“以下官之见,当对那些富者课以重税,将此税收全部投入于医保司,义务教育司,以及修缮各地道路桥梁。”
“此即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慕容德丰思虑一阵:“这倒是个好办法,起码让百姓在出行,看病,教育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如此他们才能放心的自己去创造更多机会。”
“不可,”赵德昭说到:“倘课以重税,谁还愿做千人工场?如果都是十人工场,那岂非大大的浪费人力物力?”
“且原本规模化产出的成本很低的布匹,老百姓可以以更便宜的价钱买到。”
“为何要用那种小规模成本高的东西充斥柜台,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采买?”
赵德昭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规模化,集群化之后,生产成本将大大降低,但这样又容易让中小工场活不下去。
这就是个悖论,几千年来都没人能解决。
“赵行长谬矣,”杨延定说到:“倘大规模产出的布匹真的很便宜也就罢了,如此百姓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偏偏他定下的价钱,只为将那些小工场挤垮。”
“譬如现在市面上的布匹,由建隆布行,开宝商行,以及乾德商行三家垄断。”
“因是三家平分市场,并为违反社稷反垄断律法。”
“但三家布行老板沆瀣一气,正在一点点提高布价,甚至要高于十人工场的价钱。”
“如此算来,他的利润高达数倍,似此等无良商家,如何不课以重税?”
“况商人本为逐利,虽令社稷繁荣,但其本质仍是掠夺财富,须得提早设法打压。”
听到这里,赵德昭心中在冷笑。
原来杨延定就是冲着他来的。
建隆,开宝,乾德三家商行,实际的幕后控制人都是赵家。
只是为了避开反垄断律法,赵德昭钻了个空子而已。
没想到商行刚刚上规模,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引起了杨延定的反感。
实际上杨延定并不知道这三家商行都属于赵家。
或者说除了极少数人,在其他人眼里看来,这三家似乎是竞争对手,大有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呢。
杨延定的最终目的也并非抑商,而是让财富平均一些,这样社稷才能稳固。
“有的人愚笨,有的人聪明;有的人胆小如鼠,有的人大胆拓新。”
“人的根本品质决定了会有人穷,有人富。如果共同富裕,对那些勤快,聪明,大胆的人公平吗?”
杨延定自是争锋相对:“赵行长,如果说近些年富起来的百姓是靠着勤快,聪明,胆大。”
“早些年有钱的,哪个不是靠着祖荫?”
说到这里,杨延定直接点名:“譬如外间盛传的大周首富赵匡美,据说他的银子比国库还要多。”
“若他不是宋王的弟弟,他会发展得这么快?”
赵德昭站了起来:“杨大人,你什么意思?”
杨延定说到:“赵行长,我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赵德昭怒到:“杨大人,宋王这个爵位,也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是皇上恩典,是先父浴血奋战得来的。”
“倘有谁不服气,一样可为大周开疆拓土,建立功勋,封王拜侯。”
杨延定解释到:“赵行长误会了。”
“我并非针对宋王或赵匡美,只是想说明,当处在一个位置上,即便不勤劳,不聪明,不胆大,一样可以积累财富。”
“而普通人即便勤劳聪明胆大,却也很难有这样的成就。”
“你就是针对宋王府,”赵德昭怒到:“先父也非生来就是宋王,先祖也不过是普通百姓。”
“便与当时的大多数百姓一样,若先祖窝囊一生,我赵德昭想来现在也不过一个种田汉吧。”
“当时大家都是平头百姓,都是一无所有,可先祖宁愿拼命,所以才有了赵氏如今之景象。”
“大多数人不愿意拼命,他们的后代如今却怨起了那些愿意拼命的人的后代,这公平吗?”
赵德昭继续说到:“再说到赵匡美,也许他的起步比其他人容易一些,可财富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并非强取豪夺,并非贪赃枉法,难道这也有罪?”
他这么一说,又好像有点道理。
毕竟宋王的位置不是白来的,倘若一不小心战死,那也就死了。
而且我拼命打下了江山,为的是封妻荫子。
你让我拼命是为了其他人过得比我更好,对不起,现在是封建时代,我做不到。
杨延定反驳到:“赵行长,我赞同你所说,赵匡美没有贪赃枉法,没有强取豪夺。”
“可当他的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后,便形同于强取豪夺。”
“就以织布为例,先前我在江南之时,便做过深入调查。”
“开一个十人的织布工场,对比开一个千人的织布工场,虽然启动时需要的钱少得多。”
“然而真正运转起来,一千人的织布工场,所需的成本摊薄下去,比十人工场实在少了太多。”
“所以一匹布,十人工场需要一元钱才卖得起,而千人工场五角就可卖。”
“如此下去,十人工场定然就是倒闭。”
“倘是有一定家资,亏了也就亏了。倘是穷尽积累,甚至还有借贷,这样老百姓还能活下去吗。”
“而千人工场则会越来越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一匹布的价钱是贵是贱,最终将由他们说了算。”
“杨大人多虑了,”赵德昭打断杨延定:“朝廷有反垄断律法,倘工场一家独大,最终必受到律法严惩。”
杨延定说到:“严惩又如何?钱进了国库,百姓并未享受。而且这不是钱的事,而是社稷的机会在减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当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贫者揭竿而起,社稷动荡,那些富者的财富同样也会被剥夺。”
“为了社稷千秋基业,必须现在就有所行动。”
慕容德丰听了半天,这才开口问到:“杨大人,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杨延定说到:“社稷若要稳固,老百姓须得有起码的保障。”
“以下官之见,当对那些富者课以重税,将此税收全部投入于医保司,义务教育司,以及修缮各地道路桥梁。”
“此即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慕容德丰思虑一阵:“这倒是个好办法,起码让百姓在出行,看病,教育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如此他们才能放心的自己去创造更多机会。”
“不可,”赵德昭说到:“倘课以重税,谁还愿做千人工场?如果都是十人工场,那岂非大大的浪费人力物力?”
“且原本规模化产出的成本很低的布匹,老百姓可以以更便宜的价钱买到。”
“为何要用那种小规模成本高的东西充斥柜台,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采买?”
赵德昭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规模化,集群化之后,生产成本将大大降低,但这样又容易让中小工场活不下去。
这就是个悖论,几千年来都没人能解决。
“赵行长谬矣,”杨延定说到:“倘大规模产出的布匹真的很便宜也就罢了,如此百姓能得到更多的实惠。”
“偏偏他定下的价钱,只为将那些小工场挤垮。”
“譬如现在市面上的布匹,由建隆布行,开宝商行,以及乾德商行三家垄断。”
“因是三家平分市场,并为违反社稷反垄断律法。”
“但三家布行老板沆瀣一气,正在一点点提高布价,甚至要高于十人工场的价钱。”
“如此算来,他的利润高达数倍,似此等无良商家,如何不课以重税?”
“况商人本为逐利,虽令社稷繁荣,但其本质仍是掠夺财富,须得提早设法打压。”
听到这里,赵德昭心中在冷笑。
原来杨延定就是冲着他来的。
建隆,开宝,乾德三家商行,实际的幕后控制人都是赵家。
只是为了避开反垄断律法,赵德昭钻了个空子而已。
没想到商行刚刚上规模,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就引起了杨延定的反感。
实际上杨延定并不知道这三家商行都属于赵家。
或者说除了极少数人,在其他人眼里看来,这三家似乎是竞争对手,大有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呢。
杨延定的最终目的也并非抑商,而是让财富平均一些,这样社稷才能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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