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3章 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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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创立了卫所军制后,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自豪地吹嘘道:“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
毫无疑问,卫所制在明初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帝国财政节约了大量的开支,而且还获得稳定的兵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显现了。
明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再加上卫所的军卒都能分到土地,生活都普遍能够维持,甚至还挺宽裕的。然而随着天下承平,马放南山,军人的社会地位便逐渐下降了,再加上军队中有大量被发配充军的罪犯,从而进一步拉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
当然,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倒是其次,卫所制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军职世袭。
众所周知,大明朝的军队,但凡指挥使及以下的军职都是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方法虽然能让军队获得长期稳定的兵源,但是不要忘了,好兵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兵。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若只是普通军卒还好点,一旦军官层都是废物,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指挥使的儿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指挥使,千户的儿子注定就是千户,这对底层的官兵来讲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上升的空间等于被堵死了,在没有军功可立的和平年代,只能一辈子做个碌碌无为的种地兵,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得继续当种地兵,没有出头的希望。
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军官世代相传,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上层军官们肆意侵占底层军户的田地,然后把他们当成佃户一样奴役使唤,使劲往死里压榨。
要知道明朝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军户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军户,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从商、不准从事其他职业,于是乎,底层的军户们日子越过越艰难,最后不堪上层军官的压榨,他们只能选择举家出逃当流民。
早在正德年间,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便统计过,全国的卫所缺员已经过半,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卫所的缺员竟高达七成,到了万历年间,甚至有卫所军缺员八成,卫所军制此时已名存实亡。
这也难怪史上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麾下都是私募来的兵,实在是卫所军缺员太厉害了,而且战斗力极其低下,根本打不过凶残的倭寇,所以俞戚两人只能自己募兵操练,终于训练出让倭寇闻风丧胆的“俞家军”和“戚家军”。
这次扬州卫的火器盗卖案其实并不复杂,徐晋只是把几个哭喊得最大声的普通军卒提到案前一问,便基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原来,扬州卫的底层军户们长期受到以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高层军官压榨,有军户名下的田地甚至全部被侵占了,只能靠租种军官的田地为生。
俞大猷由于是新调来的,他手下的弟兄被压榨得最厉害,不少人所种的粮食在交完官粮和田租后,连全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了。于是乎俞大猷手下的苏青和冯老六便想了个馊主意,把卫所军械库内废弃的火器偷出来变卖换钱,以解燃眉之急。
徐晋在弄清楚前因后果之后,立即便承诺严惩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军官,并且将重新丈量扬州卫所属的屯田,然后重新划分给军户们耕种。
瞬时间,本来群情激昂的现场欢声擂动,军户们激动得泪流满面,纷纷跪到在地表达内心的感激。
徐晋端坐在案后,看着欣喜若狂地跪伏在地的数千军卒,脸上却殊无喜色。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大明立国至今一百五十载,方方面面都腐烂到骨子里了,要想中兴还真得大刀阔斧地改革啊。然而,要将一个正在加速走下坡路的庞大帝国,重新推上走向强大的上坡路,何其难也!
就目前而言,或许募兵制是解决卫所制弊端的一个好法子,但却又容易造成主将独大,不受朝廷控制的局面。譬如史上赫赫有名的戚家军,官兵们只听戚继光的号令,估计皇帝来了也不管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将忠于朝廷还好,一旦主将有异心,无疑相当危险,弄不好就成军阀割据之局了。
徐晋暗叹了口气,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做好眼前力所能及的事便是了,至于其他,再说吧,到时或许自己能搞一个明朝的版的黄埔军校呢?
戚景通看着眼前数千欢天喜地的扬州卫军卒,心情彼有点复杂,他老爹戚宣乃山东登州卫的指挥佥事,也算是卫所中的高级军官了,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老爹被板倒,底下的军户会不会也像这些扬州卫的军户那样欣喜若狂?
戚景通艰涩地吞了吞口水,问道:“大人,现在怎么处理俞大猷等人?”
徐晋自然舍不得把俞大猷砍了,这位可是一员虎将啊,但是俞大猷知情不报,包庇手下确是事实,苏青和冯老六两人盗卖火器亦是事实,甚至俞大猷手下的几十名军卒亦是共犯,都必须受到惩罚,否则要国法何用?
最终,徐晋作出把俞大猷等人全部关押的决定,待上报了兵部和刑部再作最后判决,尽管事出有因,俞大猷和其他军卒或许能勉强保命,但是苏青和冯老六两人却是必死无疑。
嘉靖二年三月十三日,由于盗卖火器案牵出了扬州卫高层军官压榨下层官兵的问题,于是乎,夏言清丈土地的目标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各地卫所的军屯。
一时间,不论是民田、官田、皇庄、还是卫所军屯,全部都得接受清丈,但凡发现非法侵占土地的,甭管你是文官还是武将,全部都得把田地归还原所有人,并且接受一定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得下狱论罪。
如此一来,百姓和底层军户们无不拍手称快,只是对徐晋和夏言两位钦差咬牙切齿的又多了一批人,那就是地方卫所的高层军官们。
徐晋对此却是不以为意,孟子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纵观历朝历代,但凡造反成功的都是一穷二白的“无恒产”者,倒是那些身家富足的大多有贼心无贼胆,被割肉了也只会选择忍受。
所以被这些“有恒产”的人记恨,徐晋并不太过担心,除非有朝一日自己失势了,这些家伙才有胆子伸腿踩上一脚,否则他们在自己面前都得服服帖帖的。
毫无疑问,卫所制在明初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帝国财政节约了大量的开支,而且还获得稳定的兵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渐显现了。
明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军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再加上卫所的军卒都能分到土地,生活都普遍能够维持,甚至还挺宽裕的。然而随着天下承平,马放南山,军人的社会地位便逐渐下降了,再加上军队中有大量被发配充军的罪犯,从而进一步拉低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
当然,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倒是其次,卫所制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军职世袭。
众所周知,大明朝的军队,但凡指挥使及以下的军职都是世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种方法虽然能让军队获得长期稳定的兵源,但是不要忘了,好兵的儿子不一定就是好兵。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若只是普通军卒还好点,一旦军官层都是废物,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指挥使的儿子一出生就注定是指挥使,千户的儿子注定就是千户,这对底层的官兵来讲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他们上升的空间等于被堵死了,在没有军功可立的和平年代,只能一辈子做个碌碌无为的种地兵,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得继续当种地兵,没有出头的希望。
绝对的权力必然滋生绝对的腐败,军官世代相传,自然会变得越来越腐败,上层军官们肆意侵占底层军户的田地,然后把他们当成佃户一样奴役使唤,使劲往死里压榨。
要知道明朝户籍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军户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军户,不准参加科举、不准从商、不准从事其他职业,于是乎,底层的军户们日子越过越艰难,最后不堪上层军官的压榨,他们只能选择举家出逃当流民。
早在正德年间,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便统计过,全国的卫所缺员已经过半,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卫所的缺员竟高达七成,到了万历年间,甚至有卫所军缺员八成,卫所军制此时已名存实亡。
这也难怪史上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麾下都是私募来的兵,实在是卫所军缺员太厉害了,而且战斗力极其低下,根本打不过凶残的倭寇,所以俞戚两人只能自己募兵操练,终于训练出让倭寇闻风丧胆的“俞家军”和“戚家军”。
这次扬州卫的火器盗卖案其实并不复杂,徐晋只是把几个哭喊得最大声的普通军卒提到案前一问,便基本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原来,扬州卫的底层军户们长期受到以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高层军官压榨,有军户名下的田地甚至全部被侵占了,只能靠租种军官的田地为生。
俞大猷由于是新调来的,他手下的弟兄被压榨得最厉害,不少人所种的粮食在交完官粮和田租后,连全家人吃饭都成问题了。于是乎俞大猷手下的苏青和冯老六便想了个馊主意,把卫所军械库内废弃的火器偷出来变卖换钱,以解燃眉之急。
徐晋在弄清楚前因后果之后,立即便承诺严惩指挥使顾康明为首的军官,并且将重新丈量扬州卫所属的屯田,然后重新划分给军户们耕种。
瞬时间,本来群情激昂的现场欢声擂动,军户们激动得泪流满面,纷纷跪到在地表达内心的感激。
徐晋端坐在案后,看着欣喜若狂地跪伏在地的数千军卒,脸上却殊无喜色。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大明立国至今一百五十载,方方面面都腐烂到骨子里了,要想中兴还真得大刀阔斧地改革啊。然而,要将一个正在加速走下坡路的庞大帝国,重新推上走向强大的上坡路,何其难也!
就目前而言,或许募兵制是解决卫所制弊端的一个好法子,但却又容易造成主将独大,不受朝廷控制的局面。譬如史上赫赫有名的戚家军,官兵们只听戚继光的号令,估计皇帝来了也不管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将忠于朝廷还好,一旦主将有异心,无疑相当危险,弄不好就成军阀割据之局了。
徐晋暗叹了口气,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做好眼前力所能及的事便是了,至于其他,再说吧,到时或许自己能搞一个明朝的版的黄埔军校呢?
戚景通看着眼前数千欢天喜地的扬州卫军卒,心情彼有点复杂,他老爹戚宣乃山东登州卫的指挥佥事,也算是卫所中的高级军官了,如果有一天自己的老爹被板倒,底下的军户会不会也像这些扬州卫的军户那样欣喜若狂?
戚景通艰涩地吞了吞口水,问道:“大人,现在怎么处理俞大猷等人?”
徐晋自然舍不得把俞大猷砍了,这位可是一员虎将啊,但是俞大猷知情不报,包庇手下确是事实,苏青和冯老六两人盗卖火器亦是事实,甚至俞大猷手下的几十名军卒亦是共犯,都必须受到惩罚,否则要国法何用?
最终,徐晋作出把俞大猷等人全部关押的决定,待上报了兵部和刑部再作最后判决,尽管事出有因,俞大猷和其他军卒或许能勉强保命,但是苏青和冯老六两人却是必死无疑。
嘉靖二年三月十三日,由于盗卖火器案牵出了扬州卫高层军官压榨下层官兵的问题,于是乎,夏言清丈土地的目标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各地卫所的军屯。
一时间,不论是民田、官田、皇庄、还是卫所军屯,全部都得接受清丈,但凡发现非法侵占土地的,甭管你是文官还是武将,全部都得把田地归还原所有人,并且接受一定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得下狱论罪。
如此一来,百姓和底层军户们无不拍手称快,只是对徐晋和夏言两位钦差咬牙切齿的又多了一批人,那就是地方卫所的高层军官们。
徐晋对此却是不以为意,孟子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纵观历朝历代,但凡造反成功的都是一穷二白的“无恒产”者,倒是那些身家富足的大多有贼心无贼胆,被割肉了也只会选择忍受。
所以被这些“有恒产”的人记恨,徐晋并不太过担心,除非有朝一日自己失势了,这些家伙才有胆子伸腿踩上一脚,否则他们在自己面前都得服服帖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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