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6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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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士林交誉的大人先生,是不可能沾惹上“幸进”,“谄佞”这样的名声的。
但是和朝臣们站在一起,又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如何才能做得到?
其实很简单——有用。
只要你对双方都有用,那就行了。
赵顼是水准以上的君王,虽然也时常冲动,盲目,犯错误,耍小心机,但是至少对国家是上心的。
这就是苏油和他的共同点,把握住这一个共同点,苏油和赵顼的关系就牢不可破。
而朝臣那边,人物形形色色,如走马灯那样换来换去,苏油也没指望能得到所有人的看重。
他只需要得到为这个国家尽心尽力,舍生忘死的那一帮子支持就可以了。
大宋养士百年,这样的人,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但是因为欠缺了后世的理论工具,科技力量和政治经验,所以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
苏油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的手上,告诉他们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小地方实践出一次次符合大宋现实的成功经验,然后在同道中推广,吸引更多有道一同之士参与进来,最后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当这股势力进入朝堂之后,会给朝堂带来一股充沛的正能量。
真实历史上,温和改良派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缺乏了来自底层庞大坚实的根基,因此被保守派和改革派轮番打压,连泡泡都没能冒出一个。
苏油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将这个根基打造得坚实无比,必将反应在上层的政治博弈之上。
如今朝堂,虽然还是“改革派”在主事,但是主事人已经变质,人才已经凋零。
后辈继承者,沦为了只知道倾轧固位的小人。
保守派则早就散于四方,以地方包围中央,对中枢的命令阳奉阴违。
但是全是元老,改革派也摇撼不动,只能狩猎苏轼这样的小辈充饥。
这是一个机会,苏油决定要把握住。
而这个时候,皇帝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
苏油记忆之中,明年会一件历史大事发生——元丰改制。
真实历史上的元丰改制,并没有彻底解决宋朝的痼疾,最后成了赵顼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的工具。
虽然让大宋的政治力量朝皇权那边发生了重大偏移,但是对国家的帮助,并不明显。
大宋的皇权,在中国历朝历代可谓是最弱的,赵顼索取更大的权力,其实无可厚非。
苏油只需要在认可这一点的前提下,将改制变得更加精细,务实,就能对国家有益,那就能满足最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需要。
打着皇帝意志的旗号,打着恢复古制的旗号,打着重拾汉唐大朝廷大格局的旗号,往这里边掺入自己的东西,可以将这场官制改革,变得既滋味丰足,又强身健体。
这就是药膳的功效,高明的厨子才搞得出来的东西。
大宋的政治制度架构,其实已经非常合理了,问题在于效率,执行,还有就是责权。
从哪里下手最好?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个最好的靶子。
台谏,天子耳目。
御史纠省百官,谏议扶正天子。
在唐代各司其责,到宋朝渐渐合而为一。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耳朵里边生出了利爪,眼睛里边长出了獠牙?
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制衡监督的部门,那朝中可不可以存在这种缺乏制衡的部门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部门,就只能充当眼睛,鼻子,耳朵,喉舌,想要毫无制衡的独立存在,就必须放弃其爪牙之权。
也就是说,御史台应当只是检察机关,只对大案和公职人员具备侦查,监督,审诉之权,对法司的判决具备抗诉之权,类似后来的最高检。
而立案,审讯,判刑,则必须交给真正的爪牙部门,大理寺,类似后来的最高法。
而实际采证,侦查,抓捕,则需要各地衙门配合,类似后来的公安。
庶几在司法体系内部,三权分立,各守其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宋代的制度其实已经非常先进,仅就司法机关而言,一方面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一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变化。
首先是逐级升级,其次是监督制衡。
在中央,大理寺和刑部相互制约,然后还有个审刑院来监督。
而地方上,由于司法行政合一,故而事权都归知县知州转运使。
但是为了让官员们重视法制,宋法还特意规定,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
为了更好地监督他们,又在路一级设立了提点刑狱司,专门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这样的制度应该说很不错了,至少后世直到千年之后,才重新有了这么一个部门——法制工作委员会,而且权力和力度,都还远远不如提刑司。
所以说,因为需要抵消后世已经消失的举报渠道问题,通讯交通问题,调查成本问题,加上无法采用扁平化管理,大宋采取的措施,甚至比后世还要严密。
问题是这一切只存在于制度上,而且由于责权不明,就像御史台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几只手同时抓,这就导致了人浮于事,拖沓推诿,造成了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
还有就是吏治不清,虽然有宋一朝的官员还算是清正,但是奈何官清似水,吏滑如油,执行力被消减了一半以上。
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吏员的薪水不足。
人家都不靠你这个行当吃饭,本身就是当地豪强,自己有自己的产业,混个身份,只是为了自己方便而已,你还指望能为你出多少力?
所以政治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找到根的。
苏油拟出了大纲,提笔写下数行小字——官制,政治,财用,军事,水利,交通,民生,教育,风气,国格。
任何一项制度,决定性因素在人,因此首先就要从制度的执行者——官员开始论述。
国朝之弊,在四冗,官,政,军,贫。
太祖宏烈,削强藩,平割据,都陈留而策宇内,列郡县而清九垓。南北重复通嵌,天下几于混一。以武止戈,致世太平,英伟之主也。
又惩唐季之乱,乃收天下精兵、财赋、治权于中朝。上下相安,内外宴然,武功既盛,文治亦美。
绝武夫藩镇跋扈专制之患,开文学德化昌兴繁盛之风。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譬于汉、唐,盖无让焉。
夸饰一番之后,来了个转折——沿序百年,始见沉衰。
接下来就开始讲述大宋遇到的问题,祖宗没有收复幽云,导致北方没有屏藩,只能以精兵环于都下,而四境亦布重兵。
利敌不利我,即便如此,敌人携半月之粮,就敢入境三月,如蝗虫一般扫荡民众,谓之“打草谷”。
几次战败之后,国家背上了岁币的负担,财政越来越困难。
陛下即位之初,国家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然锐意奋发,敢于进取,去旧布新,气象焕然。
经过十年励精图治,到如今,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宋朝,到了进取之时。
第九百六十章 改制
但是百年以来,制度繁复,机构重叠,很多不适合的旧政没有取消,而新制度又不断地出现,新法推行之后,此等现象更加突出。
祖宗解除了藩镇的势力,却允许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世代做官,导致国家机构,既无定员、也无专职。
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充斥在政体当中,如同黄金当中杂进了土石,让官制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其二则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在名实之间悖离、混乱。
大宋官制,源于割据时期,带有浓烈的小朝廷色彩。
那时候的知州多带军职,授进的时候或文或武,其实还是属于藩镇的格局。
官、职、差遣,俱用官名,再加上勋号,荣赏,内殿横行封官,使官制更加混乱。
而之后国家一直沿用,没有腾出手来梳理。等到空有其名的三省制度加入之后,官制不但没有厘清,反而更加混乱。
王相公主政期间,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
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
但是其实,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以自己为例,在南海时的官职,全称应该是——崇仁保顺佐运宣德功臣,上柱国,苍梧郡开国公,保和殿大学士,特进,太子少保,知交州军州事,权南海四路转运使。
这么大一堆的称呼里边,其实只有最后两个才是正经的官职。
而且在大宋,这样的情况是普遍现象。
比如苏元贞的本官是殿中侍御史,差遣是郑州知州,结果他拿着自己定工资级别的本官,把人家真正负责弹劾工作的御史蔡确弹劾了一次,这就是职务不明造成的混乱。
因为殿中侍御史这个官职除了可以做本官,还能做差遣,朝中另有真正干这个差遣的人存在。
比如当年赵公大展雄风,弹劾陈执中去职,就是在这个差遣上。
而赵抃当时的本官,却又是翰林学士。
这就大宋冗官现象的存在现实,大量职务虚实间杂,给了很多人偷懒的空间,造成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非常普遍。
而且官职不但名不副实,且官职之间的进阶,还达到惊人的三十七阶之多。
所有这些,导致一个下级部门,同时有几个上级管理部门存在,下头常常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甚至真正能有效管理的,一个都没有,有些下属工作多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
因此减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这一场官制改革,必须进行。
怎么进行呢?其实也不难,将政令归还给相应的部门,恢复唐代三省制度,基本便可以将官制理顺。
大宋如今已经存在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但是都是寄托虚衔,安养元戎的地方,称谓“寄禄官”。
而真正的中枢政务,却另设了一个名目,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替三省行使职权。
这依旧是小朝廷混乱的格局,已经不符合大宋如今的勃勃气象。
因此臣请改革官制,校勘《唐六典》,将之与如今大宋机构的职能进行参照划分,还政三省,恢复大朝廷的制度规模。
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于上;
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但是和朝臣们站在一起,又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如何才能做得到?
其实很简单——有用。
只要你对双方都有用,那就行了。
赵顼是水准以上的君王,虽然也时常冲动,盲目,犯错误,耍小心机,但是至少对国家是上心的。
这就是苏油和他的共同点,把握住这一个共同点,苏油和赵顼的关系就牢不可破。
而朝臣那边,人物形形色色,如走马灯那样换来换去,苏油也没指望能得到所有人的看重。
他只需要得到为这个国家尽心尽力,舍生忘死的那一帮子支持就可以了。
大宋养士百年,这样的人,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但是因为欠缺了后世的理论工具,科技力量和政治经验,所以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
苏油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的手上,告诉他们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小地方实践出一次次符合大宋现实的成功经验,然后在同道中推广,吸引更多有道一同之士参与进来,最后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当这股势力进入朝堂之后,会给朝堂带来一股充沛的正能量。
真实历史上,温和改良派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缺乏了来自底层庞大坚实的根基,因此被保守派和改革派轮番打压,连泡泡都没能冒出一个。
苏油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将这个根基打造得坚实无比,必将反应在上层的政治博弈之上。
如今朝堂,虽然还是“改革派”在主事,但是主事人已经变质,人才已经凋零。
后辈继承者,沦为了只知道倾轧固位的小人。
保守派则早就散于四方,以地方包围中央,对中枢的命令阳奉阴违。
但是全是元老,改革派也摇撼不动,只能狩猎苏轼这样的小辈充饥。
这是一个机会,苏油决定要把握住。
而这个时候,皇帝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
苏油记忆之中,明年会一件历史大事发生——元丰改制。
真实历史上的元丰改制,并没有彻底解决宋朝的痼疾,最后成了赵顼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的工具。
虽然让大宋的政治力量朝皇权那边发生了重大偏移,但是对国家的帮助,并不明显。
大宋的皇权,在中国历朝历代可谓是最弱的,赵顼索取更大的权力,其实无可厚非。
苏油只需要在认可这一点的前提下,将改制变得更加精细,务实,就能对国家有益,那就能满足最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需要。
打着皇帝意志的旗号,打着恢复古制的旗号,打着重拾汉唐大朝廷大格局的旗号,往这里边掺入自己的东西,可以将这场官制改革,变得既滋味丰足,又强身健体。
这就是药膳的功效,高明的厨子才搞得出来的东西。
大宋的政治制度架构,其实已经非常合理了,问题在于效率,执行,还有就是责权。
从哪里下手最好?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个最好的靶子。
台谏,天子耳目。
御史纠省百官,谏议扶正天子。
在唐代各司其责,到宋朝渐渐合而为一。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耳朵里边生出了利爪,眼睛里边长出了獠牙?
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制衡监督的部门,那朝中可不可以存在这种缺乏制衡的部门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部门,就只能充当眼睛,鼻子,耳朵,喉舌,想要毫无制衡的独立存在,就必须放弃其爪牙之权。
也就是说,御史台应当只是检察机关,只对大案和公职人员具备侦查,监督,审诉之权,对法司的判决具备抗诉之权,类似后来的最高检。
而立案,审讯,判刑,则必须交给真正的爪牙部门,大理寺,类似后来的最高法。
而实际采证,侦查,抓捕,则需要各地衙门配合,类似后来的公安。
庶几在司法体系内部,三权分立,各守其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宋代的制度其实已经非常先进,仅就司法机关而言,一方面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一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变化。
首先是逐级升级,其次是监督制衡。
在中央,大理寺和刑部相互制约,然后还有个审刑院来监督。
而地方上,由于司法行政合一,故而事权都归知县知州转运使。
但是为了让官员们重视法制,宋法还特意规定,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
为了更好地监督他们,又在路一级设立了提点刑狱司,专门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这样的制度应该说很不错了,至少后世直到千年之后,才重新有了这么一个部门——法制工作委员会,而且权力和力度,都还远远不如提刑司。
所以说,因为需要抵消后世已经消失的举报渠道问题,通讯交通问题,调查成本问题,加上无法采用扁平化管理,大宋采取的措施,甚至比后世还要严密。
问题是这一切只存在于制度上,而且由于责权不明,就像御史台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几只手同时抓,这就导致了人浮于事,拖沓推诿,造成了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
还有就是吏治不清,虽然有宋一朝的官员还算是清正,但是奈何官清似水,吏滑如油,执行力被消减了一半以上。
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吏员的薪水不足。
人家都不靠你这个行当吃饭,本身就是当地豪强,自己有自己的产业,混个身份,只是为了自己方便而已,你还指望能为你出多少力?
所以政治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找到根的。
苏油拟出了大纲,提笔写下数行小字——官制,政治,财用,军事,水利,交通,民生,教育,风气,国格。
任何一项制度,决定性因素在人,因此首先就要从制度的执行者——官员开始论述。
国朝之弊,在四冗,官,政,军,贫。
太祖宏烈,削强藩,平割据,都陈留而策宇内,列郡县而清九垓。南北重复通嵌,天下几于混一。以武止戈,致世太平,英伟之主也。
又惩唐季之乱,乃收天下精兵、财赋、治权于中朝。上下相安,内外宴然,武功既盛,文治亦美。
绝武夫藩镇跋扈专制之患,开文学德化昌兴繁盛之风。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譬于汉、唐,盖无让焉。
夸饰一番之后,来了个转折——沿序百年,始见沉衰。
接下来就开始讲述大宋遇到的问题,祖宗没有收复幽云,导致北方没有屏藩,只能以精兵环于都下,而四境亦布重兵。
利敌不利我,即便如此,敌人携半月之粮,就敢入境三月,如蝗虫一般扫荡民众,谓之“打草谷”。
几次战败之后,国家背上了岁币的负担,财政越来越困难。
陛下即位之初,国家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然锐意奋发,敢于进取,去旧布新,气象焕然。
经过十年励精图治,到如今,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宋朝,到了进取之时。
第九百六十章 改制
但是百年以来,制度繁复,机构重叠,很多不适合的旧政没有取消,而新制度又不断地出现,新法推行之后,此等现象更加突出。
祖宗解除了藩镇的势力,却允许开国功臣的子孙以“恩荫”世代做官,导致国家机构,既无定员、也无专职。
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充斥在政体当中,如同黄金当中杂进了土石,让官制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其二则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在名实之间悖离、混乱。
大宋官制,源于割据时期,带有浓烈的小朝廷色彩。
那时候的知州多带军职,授进的时候或文或武,其实还是属于藩镇的格局。
官、职、差遣,俱用官名,再加上勋号,荣赏,内殿横行封官,使官制更加混乱。
而之后国家一直沿用,没有腾出手来梳理。等到空有其名的三省制度加入之后,官制不但没有厘清,反而更加混乱。
王相公主政期间,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
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
但是其实,还是“名不正,言不顺”。
以自己为例,在南海时的官职,全称应该是——崇仁保顺佐运宣德功臣,上柱国,苍梧郡开国公,保和殿大学士,特进,太子少保,知交州军州事,权南海四路转运使。
这么大一堆的称呼里边,其实只有最后两个才是正经的官职。
而且在大宋,这样的情况是普遍现象。
比如苏元贞的本官是殿中侍御史,差遣是郑州知州,结果他拿着自己定工资级别的本官,把人家真正负责弹劾工作的御史蔡确弹劾了一次,这就是职务不明造成的混乱。
因为殿中侍御史这个官职除了可以做本官,还能做差遣,朝中另有真正干这个差遣的人存在。
比如当年赵公大展雄风,弹劾陈执中去职,就是在这个差遣上。
而赵抃当时的本官,却又是翰林学士。
这就大宋冗官现象的存在现实,大量职务虚实间杂,给了很多人偷懒的空间,造成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非常普遍。
而且官职不但名不副实,且官职之间的进阶,还达到惊人的三十七阶之多。
所有这些,导致一个下级部门,同时有几个上级管理部门存在,下头常常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管理者。
甚至真正能有效管理的,一个都没有,有些下属工作多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
因此减少冗官冗政的弊端,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这一场官制改革,必须进行。
怎么进行呢?其实也不难,将政令归还给相应的部门,恢复唐代三省制度,基本便可以将官制理顺。
大宋如今已经存在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但是都是寄托虚衔,安养元戎的地方,称谓“寄禄官”。
而真正的中枢政务,却另设了一个名目,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替三省行使职权。
这依旧是小朝廷混乱的格局,已经不符合大宋如今的勃勃气象。
因此臣请改革官制,校勘《唐六典》,将之与如今大宋机构的职能进行参照划分,还政三省,恢复大朝廷的制度规模。
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于上;
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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