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1143节

    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藉。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
    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捐虚名而收实利也。
    自二圣临御以来，每以施舍己责为先务。
    登极赦令，每次郊赦，或随事指挥，皆从宽厚。
    凡今所催欠负，十有六七皆君恩所贷矣，而官吏刻薄，与圣旨异，舞文巧诋，使不该放。监司以催欠为职业，守令上为监司之所迫，下为胥吏之所使。
    大率县有监催千百家，则县中胥徒，举欣欣然日有所得。
    若一旦除放，则此等皆寂寥无获矣。
    自非有力之家纳赂请求，谁肯举行恩贷？而积欠之人皆邻困于寒饿，何赂之有？
    以此之类，蔓延追扰，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无有穷已。
    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钱，谓之破限。
    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无虚日。俗谓此等为县胥食邑户。
    嗟乎！圣人在上，使民不得为陛下赤子，而皆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
    第一千六百八十二章 积欠
    奏章中继续写到：“数路连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转运司利于财用，例不肯放税，纵放亦不尽实。
    虽无明文指挥，而以喜怒风晓官吏，孰敢违者？
    所以逐县例皆拖欠两税，较其所欠，与依实检放无异，于官了无所益，而民有追扰鞭笞之苦。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
    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臣自颍移京，舟过诸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
    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臣先知杭州日，于元佑五年九月具奏四事：
    其一曰，见欠市易籍纳产业，圣恩并许给还，或贴纳收赎，而有司妄出新意，创为籍纳折纳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该给赎。
    其二曰，积欠盐钱，圣旨已令止纳产盐场盐官本价钱，其余并与除放，而提举盐事司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
    其三曰，登极大赦以前，人户以产当酒见欠者，亦合依盐当之法，只纳官本。
    其四曰，元丰四年，杭州拣下不堪上供和买绢五万八千二百九十匹，并抑配卖与民户，不住鞭笞催纳，至今尚欠八千二三百贯，并合依当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
    然臣具此奏目，经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挥，复乞检会行下，尚书省取会诸处，称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状。
    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轼别具闻奏。
    臣已于元佑六年正月九日备录元状，缴连奏去讫，经今五百余日，依前未蒙行下，伏乞检会前奏一处行下。
    臣前所陈四事，止是扬州、杭州所见。窃计天下之大，如此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数年之后，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盗贼之患，又有不可胜言者。
    臣伏见所在转运、提刑司，皆以催欠为先务，不复以恤民为意，盖函矢异业，所居使然。
    臣愚欲乞备录今状，及元佑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抚、钤辖司，委自逐司选差辖下官僚一两人，不妨本职，置司取索逐州见催诸般欠负科名、户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内具委无漏落保明供申，仍备录应系见行欠负敕条，出榜晓示。
    如州县不与依条除放，许诣逐司自陈，限逐司于一季内看详了绝。
    内依条合放而州县有失举行者，与免罪改正讫奏。
    其于理合放而未有明条，或于条有碍者，并权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详，立限结绝。
    如此则期年之间，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复业，商贾渐通，酒税增羡，公私宽贷，必自此始也。
    民心邦本，事关安危，兼其间逐节利害甚多，伏望圣慈少辍清闲之顷，特留圣虑，深诏左右大臣，早赐果决行下。
    当时臣身远言深，罪当万死，感恩徇义，不能默已。”
    高滔滔读后恻然，下诏：“京师所置局，因令看详畿内欠负。”
    然而苏轼并没有就此终止，继续上书，还告了户部一状，讲述自己所见的中央政策在抵达地方后的执行情况：“臣过淮南，见转运司牒，坐准户部符，臣僚上言淮南灾伤，乞特与除放，其余纳钱见欠人户，亦乞特与减免三分外，若犹有欠，并上二等户，如不可一例减放，则并乞特与展限，候今年秋税送纳。其言至切。”
    “寻蒙圣恩送下户部，本部却只检坐元佑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节文，灾伤带纳欠负条贯，应破诏旨。其臣僚所乞放免宽减事件，元不相度可否，显是圣慈欲行其言，而户部不欲，虽蒙行下，与不行下同。”
    同时表明了自己对户部执行积欠清理态度与能力的怀疑：
    “臣今来所论，若非朝廷特赐指挥，即户部必无施行之理。”
    “近日淮南转运司，为见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灾伤多不及五分，支破贫粮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结。”
    “若使尽实检放，流民不应如此之多，与其法外拯济于既流之后，曷若依法检放于未流之前？”
    “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从，不敢不具实闻奏。”
    半月之后，见朝廷依旧没有决策，苏轼再次上书：“臣闻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无此心，则臣亦何敢必望此政，屡言而屡不听，亦可以止矣。然臣犹孜孜强聒不已者，盖由陛下实有此心，而为臣子所格沮也。”
    “窃观即位之始，发政施仁，天下耸然，望太平于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贫，此何道也？愿陛下深思其故。”
    “若非积欠所压，自古至今，岂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苏者也？
    臣既论奏不已，执政乃始奏云初不见臣此疏，遂奉圣旨令臣别录闻奏。
    意谓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于此矣，以此知积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
    “若非陛下留意，痛与指挥，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进呈，依例送户部看详，则万无施行之理。”
    “臣人微言轻，不足计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无复生理也。臣又窃料大臣必云今者西边用兵，急于财利，未可行此。
    臣谓积欠之在户部者，其数不赀，实似可惜，若实计州县催到数目，经涉岁月，积累毫厘，何足以助经费之万一？
    臣愿特出英断，早赐施行。”
    “臣访闻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养，仍须官吏得人，三年之后，庶可全复。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浙西灾患，幸于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力拯济，其劳费残弊，未为之甚也。”
    顺便告状：“臣知杭州日，曾奏乞下发运司多籴米斛，以备来年拯济饥民。圣明垂察，支赐缗钱百万收籴，而发运使王觌坚称米贵不籴。”
    “是年米虽稍贵，而比之次年春夏，犹为甚贱，纵使贵籴，尚胜于无。而觌执所见，终不肯收籴颗粒，是致次年赈济失备，上下共知。”
    “而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类皆如此。”
    “淮南东、西诸郡累岁灾伤，近者十年，远者十五六年。今来夏田一熟，民于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监司争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气，必复致水旱。”
    “臣敢昧死请内降手诏云：‘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凶丰，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一体罢除。’”
    这就有些过分，等于是抓着赵煦的手，帮他将手诏都写好了。
    苏轼最后还拿着赵煦大婚当做理由：“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仍更别赐指挥，行下臣所言四事，令诸路安抚、钤辖司推类讲求，与天下疲民尽洗疮痏，复睹太平。”
    “臣伏睹诏书以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庆。孟子有言：‘诗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此周之所以王也。”
    “今陛下膺此大庆，独不念积欠之民流离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质子以输官者乎？若亲发玉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几万人。天鉴不远，必为子孙无疆之福。”
    “臣不胜拳拳孤忠，昧死再言。”
    高滔滔终于坐不住了，特召苏轼觐见，于偏殿单独面奏。
    第一千六百八十三章 止步
    迩英殿，偏殿。
    赵煦看着苏轼，对这个大宋的文化偶像非常景仰。
    普天之下，包括司徒在内，都在为赵煦的大婚做准备。
    举国大庆的时候，苏轼连续的三道奏章，让朝廷倍感不安。
    听闻学士有名爱妾朝云，评断他“一肚子不合时宜”，如今看来，的确是够中肯。
    不过赵煦并不生气，他好奇的是，以大宋如今三亿五千万贯以上的岁入，为何在大苏眼里，却还有那么多嗷嗷待赈的百姓？
    大苏道出了一个让大宋老百姓痛苦已久的问题——积欠。
    积欠，就是老百姓们欠朝廷官府的钱粮。
    这部分钱粮产生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部分就是正常的两税，诸如灾荒，如果没有严重到需要朝廷免除两税的时候，是一样需要上缴的。
    但是如果上缴，老百姓就留不下存粮和种子，地方官力求“安静”，害怕影响政绩，往往不予上报，只让老百姓“宽展”到下一年上缴，这就形成了一种“积欠”。
    第二部分就是“扑买”，大宋很多资源，如码头、矿藏、酒坊、冶坊，很多属于国家所有，百姓承包，每年都要缴纳“榷课”。
    但是做生意一定有赚有赔，比如苏油刚穿越过来的时候那次淯井盐户逃亡事件，就是因为资源枯竭而榷课不止，造成了百姓欠下官府太多榷额，偿还不上只好逃亡。
    第三部分就是“官物”，朝廷征收的物资，需要百姓送到征收地，才算是完成，如果半路上遇到洪水暴雨造成了损失，就要算在老百姓头上，需要赔偿。
    还有一种“官物”，就是贫户的种子、农具、耕牛甚至土地，或者完成役务运输的骡马，贫户自身没有，往往需要向官府借。
    如果遇到灾荒比如洪水，或者骡马耕牛染病而亡，这些东西也是要赔的。
    高滔滔上台之后，履行宽政，减免了大量的苛捐杂税，大力鼓励生产，安石相公时代留下的那些青苗贷、市易钱之类的专项欠逋，高滔滔予以了一体的罢免。
    此外还有如不合理的附加性税收如“宽剩钱”，“头子钱”之类，同样予以了罢免。
    应当说，这些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也的确给华夏大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但是因为以前大宋的底子太薄，这些措施所照顾得到的，大多还是三四等以上，最起码薄有田亩，基本有能力自食其力的那些百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苏油的治国理念当中，大宋的政策，当然要首先向有能力纳税的那部分人倾斜，先得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税收，扎牢基本盘，之后才说得到其他。
    以苏油如今的身份，他也绝对不敢如此“示恩天下”，毕竟这些钱粮，的确是老百姓欠国家的。
    他只能通过种种举措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早日让老百姓能填上这个坑，而绝不敢建议朝廷“罢除”。
    而到了今天，终于有人站出来说出了这一条。
    不合时宜苏子瞻，时常苏油头疼，不过也很让他骄傲。
    君臣间却没有直入话题，高滔滔在帘内先是问道：“毕观母子，都安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