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第二节 门阀之制下
    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晋、南北朝之世，所谓世族者，既居于率将之地，则国家之盛衰强弱，恒必由之。乃其人率多呰窳莫能振拔，遂致神州陆沉，久而不复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则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此辈之见讥于世者，首为其不事事。《梁书》载姚察之论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经。阮孚谓之曰：卿尝无闲暇，不乃劳乎？（《晋书·壸传》云：壸干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敬弘名裕之，名与宋武帝讳同，故以字行。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疑狱，敬弘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虽加礼敬，亦不以时务及之。见《南史》本传。）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何敬容传论》。《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哀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隳废，祸生邻国。”案当时论者，率以政事之败坏，归咎于人主之好用小人，实仍是士族偏私之见。此辈实不可谓无才；抑贵胄既不事事，人主虽欲不用此辈，亦不可得也。参看下引《颜氏家训》自明。）是时流风所扇，虽英君、哲相，亦不能免。（《南史·郑鲜之传》云：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是虽雄才如宋武，亦未能免俗也。《宋书·袁粲传》云：粲与齐王、褚渊、刘秉入直，平决万几，时谓之四贵。粲间默寡言，不肯当事。主书每往咨决，或高咏。对之。宅宇平素，器物取给。好饮酒，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适。居负南郭，时杖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外，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疏率如此，此粲之所以败也。）甚至武人亦沿其流。（《宋书·沈演之传》：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自序》：沈林子所著，有《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杜慧度以勋业名，《传》亦云其颇好庄、老。甚至如崔慧景，称兵内向，而顿法轮寺，对客高谈，卒以致败。习俗之误人，可谓深矣。）朝士旷职者，多见容恕。（《晋书·阮孚传》：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南史·王裕之传》：宋武帝以为道规谘议参军。时府主簿宋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其孙延之，在江州，独处斋内，未尝出户，吏人罕得见焉。延之子纶之，为安成王记室参军，偃仰召会，退居僚末。司徒袁粲闻而叹曰：“格外之官，便今日为重。”贵游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记为高，自纶之始也。可谓世有佚德矣。《王球传》：彭城王义康谓刘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属，竟何所堪？施为自富贵，复那可解。”殷景仁卒，球除尚书仆射。素有脚疾，多病还家，朝直甚少。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义恭又面启文帝曰：“王球诚有素誉，颇以物外自许，端任要切，或非所长。”帝曰：“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张率传》：为扬州别驾。率虽历居职务，未尝留心簿领。及为别驾，奏事，梁武帝览牒，问之，并无对，但云事在牒中。帝不悦。然亦不闻其有所惩也。）即有愿治之主，或加屏弃；（《南史·明山宾传》：诏使公卿举士。左卫将军江祏上书荐山宾才堪理剧。齐明帝不重学，谓祏曰：“闻山宾谈书不辍，何堪官邪？”遂不用。又《恩幸传》：齐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惟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持正之士，深致讥平；（《梁书·何敬容传》：大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侯景传》：陶弘景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卒不能挽滔滔之俗也。（当时衣冠中人，亦闲有明于政务，勤于职事者。如《宋书·王淮之传》云：曾祖彪之，尚书令。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淮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淮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风味，不为时流所重。撰仪注，朝廷至今遵用之。《梁书·周舍传》云：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何敬容传》云：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敬容处之如初，亦不屑也。然此等人甚少矣。）魏寇之动也，梁元帝犹于龙光殿述《老子》义，敌兵至襄阳，乃停讲，旋复续讲，百僚戎服以听。置祸福死生于度外，时人庸或以为高致，然膺民社之重者，其成败利钝，实非徒一身死生祸福之所关，而其轻心掉之，至于如此，尚何言哉？王衍之死也，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桓温曰：“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信矣。此等弊风，前人每蔽其罪于清谈，而溯其原于正始。（《日知录》云：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大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唱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大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其实正始诸贤，初非无意于天下者，读《秦汉史》所述，已可见之。谈玄亦学问之事，初不必其废事；即晋世所谓名士者，亦或废事或不废事，初非一染玄风，即遗俗务也。（如《晋书·羊曼传》曰：“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阮放为宏伯，郗鉴为方伯，胡母辅之为达伯，卞壶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而曼为黯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此中温峤、庾亮、桓彝、郗鉴、卞壸、蔡谟，并功名志节之士也。）故以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蔽罪于清谈，溯原于正始，非笃论也。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实当溯其原于千载以前。盖自隆古之世，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等级既分，治人者遂日益纵恣淫佚，而其居心亦日益险诈卑鄙，其体魄遂日以委靡不振，终至于灭亡而后已。此乃一等级之将即消亡，固非一人一事之咎，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晋、南北朝之世，士大夫之恶德，盖有多端。言之深切著明者，莫如葛洪。洪固有心人，其所著之《抱朴子》，《内篇》虽惑溺神仙，《外篇》则实足与王符之《潜夫论》并称也。今试略引其言，以见其时所谓贵胄者之情形焉。其恶德之最浅而易见者，时曰淫酗。《酒诫篇》述其弊曰：“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眄；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或登危蹋颓，虽堕坠而不觉；或肆忿于器物。或酗醟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路人。加暴害于士友。亵严主以夷戮。犯凶人而受困。白刃抽而忘思难之虑。棓杖奋而罔顾前后。搆漉血之仇。招大辟之祸。以少陵长，则乡党不相重矣。责辱人父兄，则子弟将推刃矣。发人所讳，则壮士不能堪矣。计数深刻，则醒者不能恕矣。其为祸败，不可胜载。”此等情形，设见于今日，宁非极下等无教化之人所为乎？（今之论者，每谓“中国人之酒德，远胜于欧、美”，然此实后世之事，若稽诸古昔，则知其淫酗实与欧、美人同，此篇亦可为其证也。）此犹可诿曰酒实为之也，而其醒时之悖戾，亦有不减于醉时者。《疾谬篇》曰：“嘲戏之谈，或及祖考，或逮妇女。往者必务其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利口者扶强而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乃有使酒之客，及于难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手足相及。丑言加于所尊。欢心变而成仇。绝交坏身，搆隙致祸。”此其忿不思难，亦何异于醉客乎？夫行检之不修，实由其居心之不逊。《疾谬篇》又曰：“或因变故，佻窃荣贵；或赖高援，翻飞拔萃；于是气陵云物，步高视远。顾瞻否滞失群之士，虽实英异，忽焉若草。或倾枕而延宾，或称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门以成林，车骑填噎于闾巷。”更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杖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谐声，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对不退。其行出入也，窄逼之地，耻于分涂，振策长驱，推人于险，有不即避，更加摅顿。”此非子舆氏所谓横逆之来，与禽兽奚择者乎？《刺骄篇》曰：“生乎世贵之门，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便自轩昂，视人犹芥。或曲宴集，管弦嘈杂，后宾填门，不复接引。或于同造之中，偏有所见。复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苞苴继到，壶榼不旷耳。”内贪婪而外悖慢，其恶德为何如哉？其夷居则不务德业，惟事游荡。《疾谬篇》曰：“盛务惟在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口不逾绮襦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交际篇》自言：“诸戏弄之事，弹棋、博、弈，皆所恶见；飞轻走迅，游猎遨览，咸所不为；殊不喜嘲亵”，则“亲交辽远”矣。至其党类聚集，则《疾谬篇》又言之曰：“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横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甚有如《刺骄篇》所言：“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者。其游遨也，则《疾谬篇》言之曰：“携手连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平论美丑。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落拓之子，无骨鲠而好随俗者，以通此者为亲密，距此者为不恭。于是要呼愦杂，入室视妻；促膝狭室，交杯咫尺；弦歌淫冶之曲，以誂文君之心；载号载呶，戏谑丑亵，穷鄙极黩。”又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可忍论。”乃“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酒客酗醟，不知限齐，至有伤于血流，踒折支体者”。此则直当归诸司败，威之齐斧矣。而其时之妇女，亦市也婆娑，习非成俗，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观于此，然后知宋孝武之狎侮，齐文宣之淫酗，宋、齐诸荒主之四出游走，梁世诸王、贵游之扰害人民，以及历朝佞幸之臣之权势熏灼，货贿丰盈，皆非一时之失政，一人之失德，而实为其时贵族社会之通病也。吾故曰：此实自隆古以来，所谓治者阶级，积其纵恣淫欲，将趋于灭亡之候也。
    或曰：无礼无义之徒，贵游之中，何世蔑有？安得以此诬当时之名士乎？则试与观当时之所谓名士者，其居心之忌刻，（参看第四章第四节论王羲之，第九章第六节论宋明帝。交友之势利，《晋书·郗超传》：王献之兄弟，自超未亡，见愔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及超死，见愔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迁延辞避。愔每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子敢尔邪？”）接物之狂敖，（《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大府卿沈僧杲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闲事，由此多忤于物。案南北朝时，狂敖之甚者，无过于谢灵运与王僧达，可参看《宋书》本传。）立身之无礼，而且无行，（《晋书·胡母辅之传》：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白：“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毕卓传》：卓少希放达，为胡母辅之所知。大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此无礼也。《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则无行矣。《南史·张融传》：永明二年，总明观讲，敕朝臣集听。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乃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为御史中丞到所奏，免官。《文学传》：谢几卿，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豫乐游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墟，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后以在省署夜着犊鼻裈，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官。此皆无礼之尤。徐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及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寻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高祖为隐其恶，改妹为姝。坐免官。孝绰诸弟，时随藩皆在荆、雍，乃与书，论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辞皆鄙。到氏又写别本，封呈东宫。昭明大子命焚之，不开视也。孝绰所携，果妾，高祖当究到洽之诬，不得但改妹为姝。鄙辞累及十事，凡鄙之所羞言，况于士君子邪？此真无行之尤矣。）果有以异于乡之所云者乎？为此者果何人哉？《抱朴子·疾谬篇》又曰：“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昏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态发病出。党成交广，志通步高，清论所不能制，绳墨所不能弹，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矣。其下于此者，《刺骄篇》云：“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后生晚出，见其或以泾清之资，或佻窃虚名，而躬自为之，便谓立身当世，莫此为美。”乃转为其所污染者耳。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交际篇》谓此辈“能令壤虫群飞，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为祸福”。《刺骄篇》云：“所惠则得多。属托则常听。所欲则必副。言论则见饶。有患则见救。所论荐则蹇驴蒙龙骏之价。所中伤则孝己受商臣之谈。”此“小人之赴之”，所以“若决积水于万仞之高堤，而放烈火于云、梦之枯草”也。参观第二章第一节所引干宝、潘尼之言，而其所由来，可以思过半矣。
    葛氏推原此等弊风，以为皆起于东汉。其所辞严义正、首致其诛者乃为最负高名之郭林宗。《正郭篇》曰：“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见推慕于乱世。所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盖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乎则非所安。”故其“言行相伐，口称静退，心希荣利。”其“名称重于当世，美谈盛于既没”，则“其所得者世共传闻，所失者莫之有识”。“逋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也，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使“世眩名实，大乱滋甚”。“朱家、郭解之乱世，曾不若是也”。葛氏之言如此，可谓禹鼎象物，魑魅罔两，无所遁其形矣。《刺骄篇》又总论之曰：“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敖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背叛礼教，而纵肆邪辟。谗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此则汉世之所谓名士者，何一能免于葛氏之讥乎？吾曹试一按往史，《三国·吴志·诸葛恪传》云：“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魏晋、南北朝使人，每好以口舌争胜，实为无礼之尤。魏孝文使卢昶、王清石聘于齐，谓清石曰：“凡使人以和为贵，勿迭相矜，见于辞色，失将命之体。”其所见，反出于中国君若臣之上也，亦可愧矣。）《蜀志·周群传》：蜀郡张裕，先主与刘璋会涪时，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尝衔其不逊，后遂以事诛之。此即葛洪所云好相嘲谑，出辞鄙黩之俗也。《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大祖为人，佻易无威重。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此即洪所谓狐蹲牛饮，争食竞割者也。又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大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此即洪所云犯门折关，逾垝穿隙，有似抄劫者也。《蜀志·庞统传》注引《襄阳记》云：司马德操尝造庞德公，直其渡沔，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庞公谭”。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此即洪所谓入门呼奴，入室视妻者也。有一起于正始之年者乎？即谓起于东京季世，亦非其情，此特吾曹之所知极于此耳。同一事也，誉之者则以为名士风流，疾之者则曰“左衽之所为”，“羌、胡猾夏先著之妖怪”，（《抱朴子·刺骄篇》。）不博考诸家之记载，验以今日之人情，亦安往而能知史事之真哉？
    六朝风俗之敝如此，顾论世之士，犹有称道之者，谓其尊严家讳，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主持清议，皆非后世所能及也。（清杨绳武之论，《日知录·正始》条《集释》引之。）矜尚门地，慎重婚姻，区别流品，其不足取，读前所述，已可见之。清议之不足尚，当于述选举之时明之。尊严家讳，为时人所谓守礼之一端。六朝士夫，好讲礼学，亦多能宝其刍狗，其人率多以此自矜，其实乃极可笑。夫礼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为人生之轨范耳。既为人生之轨范，则修之必因乎俗。《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已深明之。在晋世，亦惟葛洪，深明此义，《抱朴子·省烦》之篇，实名论也。（其言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为曲备，然冠婚饮射，何烦碎之甚邪？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足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跽拜俯伏之无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无事，好古官长，时或修之。至乃讲试累月，督以楚挞，昼夜修习，废寝与食。经时学之，一日试之，执卷从事，案文举动，黜谪之罚，又在其间，犹有过误，不得其意，而欲以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此墨子所谓累世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询于刍荛，博采童谣，狂夫之言，犹在择焉，墨子之论，不能废也。但其张刑网，开涂径，浃人事，备王道，不能曲述耳。至于讥葬厚，刺礼烦，未可弃也。自建安之后，魏之文、武，送终之制，务在俭薄，此则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予以为丧乱既平，朝野无为，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学洽闻之士，才任损益，免于居愚者，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其烦重游说，辞异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无所伤损，卒可断约，勿令沉隐，复有凝滞。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觯之属，衣冠车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宫室尊卑之品，朝飨宾主之仪，祭奠殡葬之变，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礼，皆可减省，务令俭约。夫约则易从，俭则用少；易从则不烦，用少则费薄；不烦则莅事者无过矣，费薄则调求者无苛矣。拜伏揖让之节，升降盘旋之容，使足叙事，无令小碎。条牒各别，易案用今。五礼混扰，杂饰纷错，枝分叶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曲儒寻案，犹多所滞。驳难渐广，异同无已。殊理兼说，岁增月长。自非至精，莫不惑闷。治之勤苦，妨费日月，废弃他业。长致章句，多于本书。今若次比、删削，息学者万倍之役，弥诸儒争讼之烦，将来达者观之，当美于今之视周矣。此亦改烧石、去血食之比也。）顾其时朝廷之所修，（晋、南北朝之世，修礼之盛业，当推梁世之五礼。其事起于齐之永明三年，至梁普通五年乃成。六年，徐勉表上之。见《梁书勉》及《司马褧》、《儒林·贺玚》、《处士·何胤传》。礼论先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并为三百卷，见《南史·承天传》。）士夫之所守，率多违人情而不可行。（《颜氏家训·风操篇》云：“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皆当泣涕，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又云：“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心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飖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又云：“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此等既非人情，于事自亦多碍，不可行也。）即以避讳论：闻名心瞿之实不存焉，而以是自矜其知礼，其事已极无谓。乃度责罚之不加，则恣睢而废事；（《颜氏家训·风操篇》云：“《礼》云：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邪？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盖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臧逢世，臧严之子也。孝元经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竞修笺书，朝夕辐凑，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此等皆有碍于事。又云：“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事不获已，乃陈文墨；须言阀阅，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己，则当避之。”此为颜氏所主张，然已不可行矣。《晋书·礼志》：大元十三年，召孔安国为侍中，安国表以黄门郎王愉名犯私讳，不得连署求解。有司议云：“公义夺私情，王制屈家礼。尚书安众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讳，求解职，明诏爰发，听许换曹，盖是恩出制外耳。而顷者互用瞻式。源流既启，莫知其极。请一断之。”从之。是矣。然《江统传》：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之号，发言所称。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朝廷从之。《王舒传》：舒父名会。舒授会稽内史，上疏辞以父名。朝议以字同音异，于礼无嫌。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于是改会字为都。《梁书·张稷传》：稷父名永，稷为新兴、永宁二郡大守，以郡犯私讳，改永宁为长宁。则因之以废事者，卒不少也。）逮富贵之可求，又借之以行谄；（《齐书·礼志》：晋武大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此已为非礼之礼矣，犹曰皇后之尊也。乃如毛宝子穆之，字宪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讳，故行字，后又以桓温母名宪，乃更称小字。虞预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讳，故改焉。徐爰本名瑗，后以与傅亮父同名，改为爰。荆州人为羊祐讳，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则谄谀已甚矣。遂至有权势者，亦以此求之于人。桓玄平元显后，讽朝廷发诏为桓温讳。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姚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此并非法已甚。《魏书·游肇传》：高肇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魏史于高肇，多溢恶之辞，所云或非其实，然亦当时实有此等事，故得肆其诋诬也。）行比于宦官宫妾，（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颜氏家训·风操篇》云：“刘绦、缓、绥兄弟，父名昭，一生不为照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是讳嫌名也。古之避讳者，讳其音非讳其义，照岂无昭音乎？是并不达于礼矣。《北齐书·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理或可恕。”案《神武纪》其父名树，盖其字为后来所制，实非单名树也。《颜氏家训》云：“江南至今不讳字，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晋书·儒林传》：刘兆，字延世，尝有人着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门人大怒。更可发笑。）而其居心之悖傲、卑鄙，则更甚焉，不亦可羞矣乎？抑礼之非因乎人情者，虽不复足为人生之轨范，然情生文，文亦生情，果为众所共严，犹足维持一时之纲纪，如《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一节所论《后汉书·儒林传赞》之语，虽诬而实不可谓之诬是。此实当时社会仅存一贱之纲维也。乃自魏、晋已还，而此藩篱又毁。《日知录》又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嵇绍之父，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非其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亭林所谓亡国，即今所谓王室之兴亡，其所谓亡天下，则今所谓国家、民族之倾覆也。五胡云扰之时，民族实藉国家以自卫，君主则为主权所寄托，而为国家之表征，君臣之义，荡焉如此，国家、民族，安得而不倾覆？本实既拨矣，而以琐琐末节，自矜其知礼，不益可羞矣乎？
    当时君臣之义，何以荡焉如是？曰：此贵族争夺相杀必至之符，亦足证吾晋、南北朝士夫风俗之恶，实为其阶级将趋消亡之说也。《齐书·褚渊传论》曰：“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其于是时世族徒知自保，蔑视节义之原因，言之可谓深切矣。然若深求其原，则尚不止此。夫君臣之义之最高者，彼此皆有拯民于水火之心，奠国于苞桑之念；或为元首，或为股肱，各因其才，以任其职，志事既彼此相同，死生自不相弃背，此义知之者盖罕。寻常所谓忠君者，则古封建之世，视土地人民为私有，为臣者乃受豢于其君，衣食既见解推，礼貌复云优异，乃为是感激意气之私。世变既殊，土地人民非一人一姓所私有，其义终将昌明而为之君者，亦日益骄淫纵恣，不复能有恩礼于其臣，或且视之如草芥；意气感激之念，复安得存？逐鹿、从龙，同为私利，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固势之所必至也。梁武帝之受禅也，齐和帝之臣颜见远，不食而死。武帝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苑·颜协传》。见远，协之父。）不啻明言之矣。丧乱之世，武人秉权，自尤不知忠义之可贵。（宋竟陵王诞之叛也，其臣王玙之，五子悉在建业。玙之尝乘城，沈庆之缚其五子，示而招之。许以富贵。玙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获死所耳，安可以私亲诱之？”五子号叫，于外呼其父。及城平，庆之悉扑杀之。沈攸之在郢州，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攸之免从事官，而更鞭录事五十，谓人曰：“州官鞭府职诚非体，要由小人陵侮士大夫。”仓曹参军事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为荣鞭杀录事。攸之自江陵下，以荣为留府司马守城。张敬儿将至，人或说之，使诣敬儿降。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败见敬儿，敬儿问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蕲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欢笑而去，容无异色。泰山程邕之者，素依随荣。至是，抱持荣曰：“与边公周旋，不忍见边公前死，乞见杀。”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齐始安王遥光之叛也，府佐司马端为掌书记。曹虎谓之曰：“君是贼非？”端曰：“仆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杀，执送还台。徐世杀之。《梁书·陆襄传》：父闲，为遥光扬州治中。遥光作乱，或劝闲去之。闲曰：“吾为人吏，何所逃死？”台军攻陷城，闲见执。将刑，第二子绛求代死，不获，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南史》云：闲被收至杜姥宅，尚书令徐孝嗣启闲不与逆谋，未及报，徐世命杀之。）而各忠所事，实有碍于统一，为大君者，又从而摧残之。（宋孝建二年，改革诸王车服制度，事见第九章第二节。上讽有司增广条目。奏曰：“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见《宋书·礼志》及《义恭传》。《周书·齐炀王宪传》：开府裴文举，宪之侍读，高祖尝御内殿引见之，谓曰：“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代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耳。”）积古所传君臣之义，安得不荡焉以尽？《齐书·王延之传》云：宋德既衰，大祖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延之时为左仆射。）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大祖以此善之。《梁书·谢朏传》：齐高帝进大尉，以朏为长史。高帝方图禅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钦属。论魏、晋故事，因曰：“晋革命时事久兆，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帝不悦，更引王俭为左长史。以朏为侍中，领秘书监。及齐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朏阳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言于高帝，请诛朏。帝曰：“杀之则逆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后复起。为吴兴大守。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齐书·传》曰：高宗废郁林，引兵入殿，左右惊走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也。《梁书·王志传》：志领右卫将军。义师至，城内害东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高祖览笺无志署，心嘉之，弗以让也。此曹在当日，已为贤者矣，亦以其时篡夺者率重民望不敢害；又明知此曹无能为，不欲加害；可以沽名，可以避事，而不至于受祸，故相率而为此耳。（晋初名士，率计避祸。阮籍之事，已见第一章。《阮孚传》：明帝即位，迁待中，转吏部尚书。及帝疾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咸和初，拜丹阳尹。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浅。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将兆乱矣。”遂苦求出。除广州刺史，未之镇卒。而阮放亦以其时求为交州，皆为避祸计也。谢鲲为王敦大将军长史，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出鲲为豫章大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与俱下。史称是时朝望被害，皆为其忧，而鲲推理安常，时进正言，亦以其本不当权，不虞见害，非真能持正犯难也。既避实祸，亦惜虚名，心法相传，至南北朝之末而未改。《齐书·孝义传》：乐颐，隆昌末，谓丹阳尹徐孝嗣曰：“外传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举？人笑褚公，至今齿冷。”孝嗣心甚纳之。当时爱人以德之士，所期望于人者，亦不过如是而已。）其乾没图利者，褚渊母与继母，皆为宋公主，王俭之母亦然；二人又皆尚主；而皆“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梁书·处士·何点传》：褚渊、王俭为宰相，点谓人曰：“我作《齐书》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江、河日下之势，尚可以堤防止乎？斯时志节之士，所行亦有足称者，（《晋书·张轨传》：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大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闭门拒使，参军贺弼固谏。诞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劝弼出降。弼曰：“公举兵向朝廷，既不可从；荷公厚恩，又义无违背；惟当以死明心耳。”）乃服药自杀。然究见危授命，抑亦邂逅至此，尚有难言。朱龄石伯父宪及斌，并为袁真将佐。桓温伐真，真以宪兄弟与温潜通，并杀之。龄石父绰，逃走归温。寿阳平，真已死，绰辄发棺戮尸。温怒，将斩之。弟冲苦请得免。绰事冲如父。及冲薨，绰欧血而死。此乃意气感激之私，无与于君臣之义也。陶侃，庐江大守张夔召为督邮，迁主簿。会州从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闭门部勒诸吏，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即退。（《晋书·忠义传》：王育，大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鹞乎？”育执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食耳。小县令敢轻辱吾君？汝谓吾刀钝邪？敢如是乎？”前将杀之。宣惧，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亦侃此事之类也。）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诸纲纪皆难之。侃独曰：“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乃请行。众咸服其义。侃少本巧宦，老非纯臣，此之所为，乃正借以行谄耳。《魏书》所载石文德、（河中蒲阪人。真君初，县令黄宣在任丧亡，宣单贫无期亲，文德祖父苗，以家财殡葬，持服三年。奉养宣妻，二十余载。及亡，又衰绖敛祔，率礼无阙。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石祖兴、（常山九门人。大守田文彪、县令和真等丧亡，祖兴自出家绢二百余匹，营护丧事。）邵洪哲、（上谷沮阳人。县令范道荣，先自眴城归款，除县令。道荣乡人徐孔明，妄经公府，讼道荣非勋。道荣坐除名。羁旅孤贫，不能自理。洪哲不胜义愤。遂代道荣诣京师，申明曲直。经历寒暑，不惮劬劳。道荣卒得复雪。北镇反乱，道荣孤单，无所归附，洪哲兄伯川，复率乡人，来相迎接，送达幽州。以上皆见《节义传》。）杜纂，（常山九门人。少以清苦自立。时县令齐罗丧亡，无亲属收瘗，纂以私财殡葬。见《良吏传》。）皆以齐民，尽忠守令，此则地方豪民，本有以获接官长为荣者；且可借此以立名；亦非中庸之行也。姚泓将赵玄，与晋将毛德祖战败，被创十余，据地大呼。玄司马骞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创已重，君宜速去。”鉴曰：“若将军不济，去将安之？”皆死于陈。（《晋书·泓载记》。）宋武帝讨司马休之，密书招其录事参军韩延之。延之报书曰：“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
    假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云。”（《宋书·武帝纪》。）王僧辩之诛也，所司收僧辩及其子頠尸，于方山同坎埋瘗。许亨以故吏，抗表请葬之。乃与故义徐陵、张种、孔奂等相率以家财营葬。凡七柩，皆改窆焉。王琳传首建康，县之于市。琳故吏朱玚，致书徐陵求琳首。仍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权瘗八公山侧。此等虽久要无愧，而昧于民族大义，其愚忠又不足尚也。胡藩参郗恢征虏军事。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藩外兄罗仚生为仲堪参军。藩请假还，过江陵，省仚生。仲堪要藩相见。藩因说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于失职。节下崇待大过，非将来之计也。”仲堪色不悦。藩退，谓仚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祸。若不早规去就，后悔无及。”玄自夏口袭仲堪，藩参玄后军军事。仲堪败，仚生果以附从及祸。义旗起，玄战败，将出奔，藩于南掖门捉玄马控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马鞭指天而已。于是奔散，相失。追及玄于芜湖。桑落之战，藩舰被烧。义军既迫，不复得西，乃还家。其后复事宋武。盖无所谓公义，亦无所谓私仇，有用之者，则委身焉，败则去之而已。为之君者，不亦难乎？不特此也，袁粲之死也，小儿数岁，乳母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抱以首。晋安王子懋之败，于琳之劝其僚佐陆超之逃亡，超之不可。王玄邈等以其义，欲将还都。超之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当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魏庄帝之败，城阳王徽走故吏寇弥宅。弥怖徽云：官捕将至，令避他所，而使人于路要害，送尸于尒朱兆。然则私恩亦无一足恃者矣。此无他，上下皆怀利以相接也。国家民族之义未昌，而君臣之义先敝，一时之人心，安得不如泛舟中流，靡知所届乎？
    凡物之将腐者，未有虫不生之者也；木之既槁者，未有风不陨焉者也。积古相传之世族，既如朽木粪墙矣，遭直时变，安得不随风而靡？梁、陈之际是也。《颜氏家训·涉务篇》曰：“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又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车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乃至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胞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勉学篇》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冯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孤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邪？”观此，可知当时世族之无能，而亦可知其丧乱之际颠覆之惨矣。承平之世，既因通婚、通谱而统系稍见混淆；丧乱之际，又以柔靡痴愚，而地位忽焉降落；恃选举以弋高位，则以其无能大甚，而其制度亦卒不得不变；于是一命以上，皆在选举，实权丧而积古沿袭之虚名，亦卒不可久矣。此亦世变必至之势，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