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流通

    第二节 佛教流通
    白马寺有中国佛寺“祖庭”之称，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因汉明帝“感梦求法”，遣使迎请天竺僧人回洛阳后而创建。
    佛教流通，虽始汉世，然其渐盛，实在晋、南北朝之时。往史惟《魏书》特立《释老志》，余皆附见他列传中。（《宋书》在《南夷西南夷传》、《梁书》在《海南诸国传》、《齐书》则见《高逸传》中。）凡厥所述，颇多迷信之谈。惟《隋书·经籍志》所论，颇足见其教义流传之迹耳。今节录其辞如下：《隋志》曰：“推寻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佛教在西汉前传入之说，昔人多不之信，以无信史可征也。然楚王英在后汉初即信之，则其流传，似当在西汉以前。日本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绪论》云：“欧洲学者，谓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至三百七十五年之间，自爱理诺亚海至山东、浙江缘海之贸易，曾为印度人所掌握。盖经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剌、爪哇之西，来中国东海岸。所贩来者，为印度洋、波斯湾之珍珠等。《拾遗记》四，载西历纪元前三百五年，有身毒术人来见燕昭王。朱士行《经录》及《白马寺记》，亦云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梵本经典至咸阳，其事约在公历纪元前二百四十三年至二百四十七年之间。其时正与阿育王相直。阿育王遣使传布佛教，事见石刻，信而有征，则《拾遗记》等之说，似亦非尽子虚也。”案西历纪元前四百二十五年，为入战国后五十六年。三百七十五年，为入战国后百有六年。三百五年，为入战国后百七十六年。二百四十三年，为入战国后二百三十八年。二百四十七年，为秦始皇三十年。古代海外交通，虽乏信史，然如《吕览》、《淮南》等书，已多述海外情形，虽系传闻不审之辞，必不能乡壁虚造。古事之湮没不彰者多矣，谓战国、嬴秦之世，佛教必未至中国，亦无确证也。）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即《魏略西戎传》之秦景宪，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下文又云：明帝使秦景使天竺，其名氏必附会不审谛可知。使当作受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以问于朝，而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象。并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愔之来也，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以处之。其经缄于兰台石室。而又画像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汉明帝迎佛之说，既不足信，建白马寺等说举不足信，不待论矣。《北齐书·韩贤传》云：昔汉明帝时，西域以白马负佛经送洛，因立白马寺。其经函传在此寺。形制淳朴，世以为古物，历代藏宝。贤无故斫破之。未几而死。论者或谓贤因此致祸。谓经函藏于白马寺，与经缄于兰台石室之说，又不相中，足见其皆传闻不审之辞也。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云：“佛典：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自西历第四世纪以前皆如此。故初期所译，率无元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说如确，则不徒白马负经之说不可信，下文所云赍佛经而来，及西行求得佛经之说，不可信者正多也。西历第四世纪，自晋惠帝永宁元年至安帝隆安四年。）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佛经而至者甚众。永平中，法兰又译《十住经》。其余传译，多未能通。至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汉末，大守竺融，亦崇佛法。（此人疑即笮融，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困学纪闻·杂识》引石林叶氏云：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受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笮融疑学于天竺人而姓竺，笮、竺则同音字耳。）三国时，有西域沙门康僧会赍佛经至吴译之。吴王孙权，甚大敬信。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梁任公佛教之初输入》，据《历代三宝记·年表》：“魏甘露五年，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谓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最早者。石虎时，其臣王度言：汉、魏时，汉人皆不得出家，见后。二说与此皆异。要之其时汉人，即或出家，亦必不多也。）先是西域沙门来此译小品经，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阗国，得经九十章，晋元康中，至邺译之，题曰《放光般若经》。泰始中，有月支沙门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部数甚多、佛教东流，自此而盛。石勒时，常山沙门卫道安，性聪敏，诵经日至万余言。以胡僧所译《维摩》、《法华》，未尽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扬解释。时中国纷扰，四方隔绝。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趋诸方。法性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后至长安。苻坚甚敬之。道安素闻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劝坚致之。什亦承安令问，遥拜致敬。姚苌弘始二年，罗什至长安，（鸠摩罗姓，什名，诸书作罗什者？古人于外国人姓名，率截取其末二字以求简，不计其义也。）时道安卒后已二十载矣，什深慨恨。什之来也，大译经论。道安所正，与什所译，义如一，初无乖舛。初晋元熙中，新丰沙门智猛策杖西行，到华氏城，得《泥洹经》及《僧祇律》。东至高昌，译《泥洹》为二十卷。后有天竺沙门昙摩罗谶，复赍胡本，来至河西。沮渠蒙逊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参验。未还而蒙逊破灭。姚苌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长安，译为三十卷。昙摩罗谶又译《金光明》等经。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其所译则《维摩》、《法华》、《成实论》等诸经，及昙无谶所译《金光明》，昙摩罗谶所译《泥洹》等经，并为大乘之学。而什又译《十诵律》，天竺沙门佛陀耶舍译《长阿含经》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门云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昙摩耶舍译《阿毗昙论》，并为小乘之学。其余经、论，不可胜记。自是佛法流通，极于四海矣。东晋隆安中，又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及《中阿含经》。义熙中，沙门支法领从于阗国得《华严经》三万六千偈，至金陵宣译。又有沙门法显，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还至金陵，与天竺禅师跋罗，（《魏书·释老志》作跋陀罗。）参共辨足，谓《僧祇律》。学者传之。齐、梁及陈，并有外国沙门，然所宣译，无大名部。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又后魏时，大武帝西征长安，以沙门多违法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歼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复。熙平中，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诸经、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门菩提留支，大译佛经，与罗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论》，并为大乘学者所重。后齐迁邺，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又有菩萨及诸深解奥义，赞明佛理者，名之为论及戒律，并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别。又所学者录其当时行事，名之为记，凡十一种。”梁任公《翻译事业研究》，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载历代译人及其所译，分为四期：第一期起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译人百七十六，所译九百六十八部，四千五百七卷。自此至唐德宗贞元五年为第二期，译人八，所译百二十七部，二百四十二卷。下至宋仁宗景祐四年为第三期，译人六，所译二百二十部，五百三十二卷。下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为第四期，译人四，所译者二十部，百十五卷。又作《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云：出国求法者：西历三世纪后半（魏齐王芳嘉平三年至晋惠帝永康元年。）二人，四世纪（见前。）五人，五世纪（晋安帝隆安五年至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六十一人，六世纪（齐和帝中兴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四人，七世纪（隋文帝仁寿元年至唐武后久视元年。）五十六人，八世纪前半（唐武后长安元年至玄宗天宝九年。）三十一人。五、七两世纪最盛，六世纪中衰，盖由佛经传者已多，如食者之正图消化，观于此世纪为我国诸宗创建之时而可见也。佛教宗振，梁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列举之，凡得十三家。除俱舍、摄论二宗起于隋文帝之世，华严、法相、真言三宗起于唐世外，其成实、三论、涅槃、（皆起晋安帝时。）律、地论、净土、禅、（皆起梁武帝时。）天台（起陈、隋间。）八宗，皆起于晋、南北朝之世云。
    佛教渐兴，盖始汉末？《梁书·海南诸国传》述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事云：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度后，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四万八千塔，此即其一也。吴时，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孙琳寻毁除之。塔亦同泯。吴平后，诸道人复于旧处建立焉。晋中宗初渡江，更修饰之。至简文咸安中，使沙门安法师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显，继而修立。至孝武大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其后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阿，遇疾暴亡，经十日更苏。云见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洛阳、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则不堕地狱。语竟，如堕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长六尺。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十六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塔。即高祖所开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钗镊等诸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沉香色。此事虽近怪迂，然梁武掘地，曾得诸物，不容虚诬。晋世营构，前有所承，则孙吴之世，丹阳即有塔及精舍，亦非虚构。汉、魏未许汉人出家，而吴已有尼，是南方佛教，更较北方为盛也。《隋书》言吴大帝深信佛教。盖有由矣。《魏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汉明帝立白马寺之说，既不足信，佛图营构，疑必始于桓帝之时。董卓西迁，洛下悉成煨烬，则其修复，又当在黄初已后也。《宋书·五行志》云：晋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大子小名也。以佛语为名，可见其时洛中佛教，业已盛行矣。
    佛教与火祆、天方、基督等，同自外来，而其流通独盛者，以上之人信向者多，故其推行无阻，且有风行草偃之效也。东晋帝、后，信佛者多，孝武及恭帝尤甚。（明帝尝手画佛像，见《晋书·蔡谟传》。桓温废海西公，康献褚皇后方在佛屋烧香，见本传。《孝武帝纪》：大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恭帝纪》：帝深信浮屠法。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帝之见弑也，兵人进药。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见《宋书·褚叔度传》。）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王奂尝请幸其府，以不欲杀牲却之。（见《齐书·奂传》。）大渐时，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绝，（见《南史·循吏虞愿传》。）颇类信净土宗者所为。齐武帝立禅灵寺。（见《齐书·五行志》。）大渐时，命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未山陵前，朔望只设菜食，而极惓惓于显阳殿玉像，亦可见其皈依之笃。（豫章王嶷临终顾命，亦与武帝遗命相类，见《齐书》本传。文惠大子、竟陵王子良信佛，已见第十九章第五节。竟陵尤笃。尝于鸡笼山西邸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焉。）梁武帝屡幸同泰寺舍身，郊庙牲牷，皆代之以面。（宗庙用蔬果，事在天监十六年，见《梁书·本纪》。后依刘勰议，二郊亦不用牲，见《勰传》。会同用菜蔬，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帝幸同泰寺舍身，前后凡四：一在大通元年三月，一在中大通元年九月，一在中大同元年三月，一在大清元年三月。中大同元年幸寺，《梁书·本纪》不言舍身，而《南史》言之。据《陈书·文学杜之伟传》：是年帝幸同泰寺舍身，敕徐勉撰定仪注，勉以台阁先无此礼，召之伟草具其仪，则《梁纪》失书也。中大通元年六月，以都下疫甚，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亦见《南史·本纪》。其幸寺设会、讲义，则自大通元年至侯景叛前皆有之。昭明大子亦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为法集之所。侯景之立简文帝也，升重云殿，礼佛为盟，见《南史·贼臣传》。《周书·萧传》云：尤长佛义。《隋书·萧岿传》云：兼好内典。之残贼，可谓甚矣。而《周书·甄玄成传》云：玄成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怀贰心，密书与梁元帝，申其诚款。有得其书者，进之于。常愿不杀诵《法华经》人，玄成素诵《法华》，遂以获免。家国枭獍，乃思徼福于异域之神，岂不悖哉？）其敬信，尤为前古所未闻。陈武英略，今古无俦，岂其溺于虚寂？而亦出佛牙，设无遮大会，（《本纪》永定元年十月。）又幸大庄严寺讲经，舍身及乘舆法物。二年。一时风气所趋，诚不易自拔哉？（陈诸主亦皆信佛。《世祖纪》：天嘉四年，四月，设无碍大会于大极前殿。《南史》云舍身。宣帝大建十四年，两设无碍大会，后一会并舍身及乘典御服。《南史·后主纪》云：前后灾异甚多，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
    五胡之主，亦多信佛者。石勒、石虎，皆颇信佛图澄，事见《晋书·澄传》。慕容皝谓见二龙，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慕容宝参合之役，沙门支昙猛劝其戒备，而宝弗听。慕容熙宠妾苻氏死，（见第六章第八节。）令沙门为之素服。苻坚谋南犯，群臣使道安谏。既败，犹召安于外殿，动静咨问。（苻朗临刑，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姚襄之败，史载沙门智通劝其勿战。然则班朝、治军，沙门靡不与焉。诸胡中姚兴颇知教义，故大乘之教，隆于其时，而其流通亦最盛。《载记》述其情形，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焉。屈丐至粗暴也，然《魏书·释老志》云：义真之去长安，屈丐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于屈丐。屈丐大怒，召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则其杀戮，特行军时玉石不分，平时亦未尝不信沙门也。十六国中，凉州当西域交通之冲，佛法尤盛，已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余波，遂及于拓跋氏焉。
    魏之信佛，盖起于拓跋珪入中原之时。《释老志》云：天兴元年，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乡之徒，有所居止，此盖代京有佛寺之始？又云：大宗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则踵事而增矣。然其兴盛，要当待诸凉州既平，沙门、佛事东来之后，已见第八章第五节。未几而有佛狸灭佛之祸，此事实因其疑沙门与盖吴通谋而起，亦见第八章第五节矣。《释老志》云：世祖得寇谦之道，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尝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大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彊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得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本纪》载真君五年正月戊申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此与《志》所载大武前诏，明系一事。《志》不及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者，以专志释老，故不及。《纪》又于七年三月，书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明系承此诏而来。然则五年正月戊申之诏，实七年二月中事，而《纪》误系诸五年也。与师巫及谶记并禁，明系惩于义民光复之谋。其并及技巧者？夷性贪冒，欲徙诸其所居，正犹蒙古陷城，不杀工匠耳。大武信道，尚在真君以前，至七年乃有此祸，可见其别有原因，崔浩特迎机而导之耳。浩义士，寇谦之亦有心人，说见第八章第六节。其欲去佛，未知何故，或诚以其为世费害，而假手于虏以除之邪？佛狸则安足语此？观其诏言天罚亟行，浩盖以此恐动之也。此举在当时，自为拂逆人心之事，故必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自解也。《释老志》云：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诤，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此乃佞佛者怨毒之辞耳。又云：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惟不得显行于京都矣。然则外州仍有之也，亦犹清禁基督教，而人民仍密奉事之欤？《齐书·魏虏传》云：宋元嘉中，伪大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大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大子，然后上闻。”晃后谋杀佛狸，见杀。（参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初佛狸讨羯胡于长安，杀道人且尽。及元嘉南寇，获道人，以铁笼盛杀之。后佛狸感恶疾，自是敬畏佛教，立塔寺浮图。始终不离乎迷信，佛狸之毁佛而又渐弛其禁，此或其真象邪？文成立，复佛法。事在兴安元年十二月，见《魏书·本纪》。
    魏自文成而后，献文、孝文皆信佛。（事皆见《释老志》。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又集沙门讲佛经，见《韦阆》及《裴骏传》。《齐书·宗室传》：建武二年，虏主元宏寇寿春，遣道登道人进城内，施众僧绢五百匹。）出帝亦颇知教义。（《魏书·李同轨传》：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宣武于此尤笃，然佛事之劳费，亦至斯而益甚，导孝明世灵后奢纵之先路矣。（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魏书·阳尼传》：世宗广访得失，尼从弟固上言：“请绝虚谈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又《张普惠传》：普惠以肃宗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言之，则奢费虽由胡后，肃宗亦未尝不溺于佛也。）北齐文宣昏暴，武成、后主皆荒淫，于佛亦甚敬信。据《高元海传》，则皆元海所教也。（《北齐书·文宣纪》：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为断慈，遂不复食。八年，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惟听捕鱼。乙酉，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八月，庚辰，诏丘、郊、禘、祫、时祠，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九年，二月，己丑，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十年，正月，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二月，丙戌，于寺禅居深观，惟军国大事奏闻。《武成帝纪》：河清元年，正月，诏断屠杀，以顺春令。《后主纪》：天统五年，二月，乙丑，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其去杀，几与梁武帝无异。《元海传》云：累迁散骑常侍。愿处山林，修行释典。文宣许之。乃入林虑山。经二年，绝弃人事。志不能固，自启求归。征复本任。便纵酒肆情，广纳姬侍。又云：元海好乱乐祸，然诈仁慈，不饮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庙不血食，皆元海所谋。及为右仆射，又说后主禁屠宰，断酤酒。然本心非清，故终至覆败。案元海劝武成奉济南，未为非义。后与祖珽共执朝政，依违陆大姬间，盖亦势不得已。周建德七年，于邺城谋逆诛，尤可见其心存家国。既云纵酒肆情，又云不饮酒啖肉，未免自相矛盾。果其饕餮自恣，岂能说文宣、后主以断杀，即言之，文宣、后主，又宁听之邪？）周文帝亦颇能谈义，且有信心。（《周书·薛善传》云：大祖雅好谈论。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百人，于第内讲说。又命善弟慎等十二人兼讲佛义，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儒林传》：卢光，尝从大祖狩于檀台山。猎闱既合，大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公等有所见不？”咸曰：“无。”光独曰：“见一桑门。”大祖曰：“是也。”即解围而还。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掘基一丈，得瓦钵，锡杖各一。大祖称叹，因立寺焉。）至武帝，乃又有废佛之举。
    龙门石窟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3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
    中国人之于佛，流俗虽不免迷信，士大夫之有识者，固多能知其教义。既能知其教义，自知其理与儒、道无二，而建寺、造像等，徒为烦费矣。此周武之所以废佛也。《周书·武帝纪》：天和三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坐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二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六月，戊午，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苞空有，理极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愈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者识嵩、岱之崇峻，守碛砾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观此，知帝于佛道，特恶其烦费而欲绝之，是以与淫祀并禁。至于教义，原欲存之，且欲汇三为一，以息纷争也。然此岂人力所可强为乎？宜其徒有此诏，终无所就也。此事《隋志》谓由卫元嵩上书而起，已见前。元嵩见《周书》、《艺术传》，云：“好言将来，盖江左宝志之流。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史失其事，故不为传。”然此特会逢其适耳，周武之断道、释，初不由此。观元嵩所攻专在释，而周武所断兼及道可知也。《记》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此天下之至言也。《纪》又载建德五年，九月，大醮于正武殿，以祈东伐。六年，五月，大醮于正武殿以报功。其事岂能无所劳费？躬道之而躬自蹈之，何以使民从其令乎？宣帝甫立，即复佛像及天尊像，与二像俱坐，大陈杂戏，令士民纵观，（见第十五章第一节。）亦武帝有以启之矣？其明年，六月，庚申，遂复佛道二教。
    教士之信教，必不如教民之笃也，同为教会中人，执掌事权者之信教，又必不如不执事权者之笃。不然，则基督教不因马丁路德之崛起而分张，而第巴桑结，亦不至挟达赖喇嘛为傀儡矣。此凡教皆然，佛教亦莫能外也。《晋书·艺术传》云：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罗什年七岁，母与俱出家。年十二，携到沙勒国，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吕光获罗什，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距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姚兴破吕隆，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障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魏书·释老志》：大和二十一年，诏曰：“罗什法师，见逼昏虐，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救恤。”则是时于高僧，亦颇重其胤嗣，其视戒律，尚不如后世之重也。）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夫以学识论，什诚为大乘之光矣，以戒律论，炎与什，得不谓世济其凶乎？以是推之，佛狸之杀昙无谶，虽云别有其由，谓谶必无诲淫之事，亦不可得也。（见第八章第五节。）此或西域沙门，自率其俗。然生共其乐，则死共其哀，无中外一也。龟兹王之待什，不为不厚，乃乘其败亡之际，倚敌帅而奸其子，（谁知为吕光之逼之，抑什之求之邪？）得非凡夫之所羞乎？拥伎十人，别立廨舍，至于诸僧皆效，佛狸之杀道人虽虐，道人之非法，又岂虚也哉？武成后昙献是通，（见第十四章第四节。）蔡兴宗娶尼为妾，（见第九章第三节。）其小焉者矣。许荣上书晋孝武，病“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戒粗诫，尚不能守”。闻人奭亦病“尼姏属类，倾动乱时。”（皆见《晋书·简文三王传》。）柳元景罪状臧质曰：“姬妾百房，尼僧千计，败道伤俗，悖乱人神。”（《宋书·质传》。）郭祖深欲罢僧尼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惟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见《南史·循吏传》）乌乎！当时僧尼之戒律，为何如哉？迷信者或将为之曲辩。然僧尼皆不耕而食，不识而衣，而人民且依托之以避赋役，（《宋书·刘粹传》：迁雍州刺史，襄阳、新野二郡大守。在任简役爱民。罢诸沙门二千余人，以补府史。《魏书·李孝伯传》：兄孙玚，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玚上言：“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皆可见藉出家以避役者之众。）而其建寺、造像，所费尤巨，终必有不能坐视者。此所以一时之君若臣，信佛者虽多，亦卒不能不加以限制也。（《颜氏家训·归心篇》云：“俗之谤佛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靡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如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后世之乙为异人也。”一、二、五并关教理，非政事所当过问，亦非其所能过问，三、四两端，固不可无以治之也。）
    龟兹区区，而《晋书·西戎传》谓其国有佛塔庙千所，况中国乎？萧惠开为父起四寺，国秩不下均兄弟，悉供僧众。贺革玚子，（事见《南史·玚传》。）恨禄不及养，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并建立塔寺。至敬容，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轻薄呼为众造寺。及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其佞媚至于如此，威权在手者，安得不竭民力以自为功？宋明帝起湘宫寺，虞愿讥其所用皆百姓卖儿帖妇钱，（见第十八章第四节。）此真宜战栗矣。前废帝时，百姓欲为孝武帝立寺，疑其名。巢尚之应声曰：“宜名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南史·恩幸传》。）吾谁欺，欺天乎？然王恭，史言其调役百姓，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士庶怨嗟，则劳民者又岂特人君为然哉？唐牡牧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缅想其时，江东风物，美则美矣，民脂民膏，竭于此者何限？若北朝则尤甚。《魏书·释老志》言：显祖起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坐，禅僧居其中焉。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大社西起永宁寺。灵大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此佛图后毁于火，事在出帝永熙三年，即孝静帝天平元年，见《魏书·灵徵志》及《北齐书·神武帝纪》。）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此皆虏主所为，（此特其最大者。此外，高祖又尝为文明大后起报德佛寺，大后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见《后传》。灵后所起，在京城者又有大上公等寺。于外州，亦各造五级浮图。见《任城王澄传》。其造永宁寺，至减食禄十分之一焉，见《周书·寇儁传》。北齐后主造大宝林寺，已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其贵戚、大臣、州郡牧守所营者，尚不在此数。（贵戚造构者如冯熙，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多在高山秀阜，伤杀人牛。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惟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宋明帝用百姓卖儿帖妇钱，犹可委为不知，此则知之而犹为之，愚也而近于悖矣。大臣为之者如齐高隆之，以广费人工，大营寺塔，为高祖所责。而州郡为之者尤多。魏城阳王长寿次子鸾为定州，缮起佛寺，公私费扰，世宗闻而夺禄一周。安同在冀州，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杨椿为定州，因修黑山道余工，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为御史所劾，除名为庶人。皆是物也。陆俟子馥为相州，征为散骑常侍，吏民大敛布帛以遗，馛一皆不受，民亦不敢，以造寺，名长广公寺。此虽非其所为，其劳民则无以异也，且安知民非承馛意而为之邪？《肃宗纪》：正光三年，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见劾，牧守辄兴寺塔，为其一条，可见此风之盛。冯亮为魏所获，不肯仕，隐居嵩高，宣武乃给其功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形胜之处造闲居佛寺，曲尽山居之妙。轻用民力如此，民不将以佛为灾邪？）读《洛阳伽蓝记》一书，犹可想见其时民力之竭为何如也。
    与寺塔同其靡费者，时为造像。时虽亦有泥像，而用铜者殊多。晋恭帝造丈六金像，已见前。宋文帝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像，事见《魏书·胡叟传》。《释老志》：高宗兴光元年，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其靡金之多，殊可惊骇。又有玉、石像。齐武帝有显阳殿玉像，已见前。《释老志》：高宗复佛法之岁，诏有司铸石像，令如帝身。又尝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世宗迎置洛滨之报德寺，躬观致敬。其尤侈者则为石窟。高宗以昙曜言，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在后营窟一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即今所谓云冈、伊阙石窟也。（云冈，在今大同、左云之间。伊阙，俗名龙门，在洛阳南。石窟雕像，本放印度，尚有在他处者。如敦煌之莫高窟，亦其一也，特皆不如此之弘丽耳。南朝亦有石窟，在今首都东北摄山，俗称栖霞山，为齐、梁两朝所造。郑鹤声、向达有《摄山佛教石刻小纪》，见《东方杂志》二十三卷八期。云：佛龛凡二百九十四，佛像凡五百十五，即有遗误，相去当不甚远。）论者徒美其雕饰之奇伟，谁复念其所费民力之多邪？《魏书·灵徵志》：大和十九年，徐州表言丈八铜像，汗流于地。（晋恭帝法成所造金像，皆长丈六，魏珉玉像亦然。《魏书·崔挺传》云：光州故吏闻其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此盖减其长之半？然则当时佛像，殆有定制，袁宏《汉纪》云佛长丈六尺，盖即因其造像而附会也。然则此丈八或丈六之讹。袁宏《汉纪》引见《秦汉史》第二十章第七节。）《北齐书·循吏·苏琼传》：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可见地方佛像，亦多而且大。《灵徵志》又云：永安三年，京师民家有二铜像，各长尺余，一头上生白豪四，一颊旁生黑豪一，此像较小，然可见民家亦有铜像也。《南史》、《梁本纪》：武帝大同元年，四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银像。三年，五月，幸同泰寺，铸十方金铜像。则又有以金银为之者。
    造像、建寺而外，靡财之事如设斋会等尚多。（如胡国珍之死，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其所费必甚巨。梁武以贺琛陈事，盛气口授敕责之，曰：“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吾谁欺，欺天乎？不特朝廷，即民间为斋会者，合聚饮食，所费亦必不少也。参看下引郑子饶事。）当时之人，有极俭啬，而于奉佛则无所吝者。《晋书·何充传》云：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匮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于世。《宋书·宗室传》云：临川王义庆，性简素，寡嗜欲，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惟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有是蔽者盖甚多。此犹靡财而已，甚有因奉佛而坏法乱纪者，如张畅子淹，为东阳大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张彝除秦州刺史，为国造寺，名曰兴皇。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为治如此，尚复成何事体邪？
    百姓之苦如此，而僧尼则有甚富者。宋文北讨，换取僧尼资财，（见第八章第七节。）颖胄起兵，亦资下方黄铁，（见第二十章第五节。）侯景兵至，梁摄诸寺藏钱，（见《魏书·岛夷传》。）皆可见其储藏之富。平时既资借贷，凶饥或助振施，（见第十九章第五节。）佞佛者或且以为有益于民，然观僧祇、佛图户粟之所为，不亦所与者少，所取者多，藉振贷之名，行诛求之实乎？（见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王僧达劫竺法瑶，得数百万，（《宋书》本传。）亦所谓多藏者必厚亡邪？
    佛事之有害于民如此，故其限制，乃随其兴盛以俱来。《晋书·艺术传》言：百姓以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百辟卿士，逮于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祠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此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非必为佛图澄也。南朝论此者，以宋周朗、梁郭祖琛为最切。（朗欲申严佛律，疵恶显著者，悉皆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祖琛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其论亡失户口，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矣。又齐明帝即位，张欣泰陈便宜二十条，其一条言宜毁废塔寺，见《齐书》本传。）其禁令，亦宋文帝时即有之。《宋书·夷蛮传》云：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之请“自今已后，有欲铸铜象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塔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汏沙门，罢道者数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精加沙汏。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律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齐武帝临终顾命，于佛可谓惓惓，然亦云：“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盖诚有所不得已也。北朝禁令，具见《魏书·释老志》。云：世祖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高宗复佛法诏云：“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自正光至大和，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大和十年，冬，有司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徼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兴平二年，春，灵大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达旨论。大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己，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违旨论。隣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疑当作二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弛，不能改肃也。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此出家之限制也。其僧尼自外国来者，世宗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求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任。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其造寺者，惠深言：限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诏从之。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高祖定鼎，《都城制》云：城内惟拟一永宁寺地，郭内惟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景明之初，微有犯禁。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复立条制。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亦然。如巨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工，事可改立者，请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闲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他买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元象元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先有禁断。聿来迁邺，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居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居之宅，擅立为寺。宜付有司，精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天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此造寺之制限也。然亦成具文，略计魏末之寺，凡三万有余云。
    管理僧众之官：南朝有僧正，其制始自姚兴，以僧为之，见《高僧传》。魏大祖以法果为道人统。高宗复佛法，以师贤为之。和平初，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参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大和十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世宗诏众僧犯杀人已上罪，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见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北史·崔暹传》：僧尼猥滥，暹奏设科条篇为沙门法，上为昭玄都以检约之。）皆见《魏书·释老志》。州有统，郡、县皆有维那，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
    佛教流传之广，其说轮回，实为一大原因。盖人不能无求报之心，而祸福之来，必不能如世人所责望者之径直。则惩劝之说，有时而穷。故挚虞病“道长世短，祸福舛错，使怵迫之人，不知所守，或迷或放”，慧琳作《均善论》，亦病周、孔为教，止及一世也。（见《宋书·夷蛮传》。）《晋书·羊祜传》云：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镮。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祜时佛教盛行未久，而已有此说，足见其流行之速矣。（言轮回之事见于正史者尚多。如《晋书·艺术传》言鲍靓为曲阳李家儿托生，《南史·梁元帝纪》言帝为眇目僧托生，《北史·李崇传》言李庶托生为刘氏女是也。此特举其最早者耳。）欲言报应，必有受报之体。佛说无我，又说轮回，陈义虽高，终非恒情所能喻。故当时信佛者多主神不灭，而怵于迷信之弊者，则主神灭。范缜作《神灭论》，谓“浮屠病政，桑门蠹俗”，皆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以致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利穷匮。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欲使人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来也不御，去也不追”，此志也。然刘歊作《革终论》，谓：“神为生本，形为生具，死者神离此具，虽不可复反，而精灵递变，未尝灭绝。”实主神不灭之说者，而又谓：“神已去此，馆何用存？神已适彼，祭何所祭？”《颜氏家训·终制篇》亦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求诸内典则无益，杀生为之，翻增罪累。”则即主神不灭之说者，亦未尝不可澹泊自将，不当因此转增贪欲也。然能如是者寡矣。（轮回之说，为众所乐道者，畏怖贪欲之心中之耳。《晋书·王湛传》：湛孙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每共论幽明报应。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晋恭帝不肯自杀，虑不能得人身。宋彭城王义康亦然。皆畏怖之念为之也。《宋书·文五王传》：大宗尝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然则当时佛徒，曾有愿生王家之说。此则为贪欲所中矣。卒之如隋越王侗，将死，焚香礼佛，咒曰：“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哀哉！然贪欲者虽说轮回，仍斤斤于见世。《魏书·卢景裕传》：谓其为邢摩纳所逼，起兵以应元宝炬，兵败系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诵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此说今俗犹传之。晋、南北朝时尤盛。《晋书·苻丕载记》：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宋书·主玄谟传》：玄谟围滑台，奔退，萧斌将斩之，沈庆之固谏乃止。始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则免。”既觉，诵之，将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皆是物也。王恭临刑犹诵佛经，王奂闻黄瑶起兵入，还内礼佛，得毋临命之际，犹有所冀辛邪？）
    无识者之奉佛，则多出于迷信。高僧之见于正史者，佛图澄，鸠摩罗什，僧陟，昙曜，惠始，惠香，灵远，惠丰，（《晋书·北史·艺术传》、《魏书·释老志》。）其事迹无不矜奇吊诡者。甚至如宝志者，齐武帝曾忿其惑众，收付建康狱，而俗犹盛传其前知之事，（《梁书·何敬容传》，载其前知敬容败于河东王。《南史·梁武帝纪》，载其前知同泰寺之灾。《贼臣传》载其前知侯景败于三湘。甚至《隋书·律历志》云：开皇官尺，或传梁时有志公道人作此，寄入周朝，云与多须老翁。周大祖及隋高祖，各自以为谓己。夫周、隋二祖，宁不知其不足信？然犹争欲当之者，以流俗信此等说，顺之可以惑众，抑此说即为所造，亦未可知也。《宋书·符瑞志》、《齐书·祥瑞志》，亦多以前知托诸僧众，盖自佛教行而矫诬之徒，又得一凭藉矣。）梁武帝亦敬事之，《南史》仍列诸《隐逸传》，足见其时奉佛者之为何等矣。然能知高义者，亦自不乏。夫泥其迹则主奴之见深，探其原则筌蹄之义显，是以当时明哲之士，多能和会三教。慧琳，道人也，作《均善论》，设为白学先生与黑学道士相难，初无左袒佛教之意。旧僧至谓其贬斥释教，欲加摈斥。（《宋书·夷蛮传》。）顾欢，道士之辟佛者也，亦不过谓佛、老立说，各因其俗，譬诸舟车，各有其用。且谓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道有文质，二者可以并行焉。其时又有孟景翼者，为道士。文惠大子召入玄圃，竟陵王子良使之礼佛，不肯。然所作《正一论》，亦云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至于张融，则竟谓道之与佛，区极无二矣。（皆见《齐书·高逸传》。）卫元嵩上书周武，启废佛之端，然《旧唐书·经籍志》载其《齐三教论》一卷，则其所恶者，亦僧徒之猥滥耳。此以释道二家言也。至如儒家：则徐勉以谓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梁书》本传。）王褒谓儒道释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梁书·王规传》。）韦夐谓其迹似有深浅，其理殆无等级。（《周书》本传。）即李士谦谓佛日、道月、儒五星，（《北史·李孝伯传》。）虽有轩轾，仍非水火。其时释家多通儒、道二家之义。如慧琳、慧始，皆尝注《孝经》，琳与慧严，又皆注《道德经》，僧智解《论语》，慧观作《老子义疏》是。（皆见《隋书·经籍志》。）周续之、雷次宗，皆名儒也，而皆入庐山事慧远。（《宋书·隐逸传》。）徐孝克旦讲佛经，晚讲礼传。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沉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生、桑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则合三家成通学矣。《魏书·高谦之传》云：凉国盛事佛道，谦之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夫儒、道亦九流之一耳，此不足为贬辞也。《李孝伯传》：兄孙玚，以民多绝户为沙门，上书言之，有“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之语。沙门统僧暹等以为谤毁佛法，泣诉于灵大后，大后责之。玚自理曰：“人死曰鬼，《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佛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亦如实之辞，非强辩也。匪特学者如是，即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亦然。《宋书·文五王传》：竟陵王诞迁镇广陵，发民治城。诞循行，有人干舆扬声大骂曰：“大兵将至，何以辛苦百姓？”诞执之，问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孙，家在海陵。天公去年与道、佛共议，欲除此间民人，道、佛苦谏得止。大祸将至，何不立六慎门？”诞问六慎门云何？答曰：“古时有言：祸不入六慎门。”诞以其狂悖，杀之。此人盖有心疾，然其论，则后世下流社会中杂糅三教之论也。《齐书·祥瑞志》言：永明三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一纸，云：“从兜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其糅合释、道，更可发一噱。此固造作之辞，然造作者之见解，即其时流俗之见解也。《晋书·隐逸传》：鲍靓，东海人，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此明为佛说，而又云：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尝见仙人授道诀，百余岁卒。陶弘景，道家之巨擘也，而云：“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居之不疑，在邦必闻之徒，其为道、为佛，亦不可究诘矣。此周武帝所由欲和会三教，自立皇极欤？
    辟佛者多以其出自外国为言。王度及魏大武诏即如此。《晋书·蔡谟传》：彭城王纮上言：乐贤堂有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成帝下其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其意亦与此同。苻坚命道安同辇，权翼谓毁形贱士，不宜参秽乘舆。宋文帝召见慧琳，常升独榻，颜延之方之同子参乘。毁形者天竺之法，亦恶其来自外国也。张敷为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文帝令载沙门往。谓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诏。（《宋书》敷自有传，又附见其父邵传中，皆载此事。）梁武帝锐意释氏，天下从风，而韦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此特士大夫之骄矜。即李安民奉佛法，不以轭下牛祀项羽神，（见上节。）亦恶其为淫祀故耳。要之当时不奉佛者，皆非不足其教义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僧人多有术艺。故周朗上疏，谓其假医术，托卜数。沙门知医，已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台城之陷，贺琛被创未死，贼舆送庄严寺疗之，则当时佛寺，必有以医疗为务者。沈攸之将发江陵，使沙门释僧桀筮之，此则沙门明于卜筮之征也。不特此也，《魏书·山伟传》言伟与袁昇李延孝、李奂、王延业等方驾而行，伟少居后。路逢一尼，望之叹曰：“此辈缘业，同日而死。”谓伟曰：“君方近天子，当作好官。”昇等皆于河阴遇害。《术艺传》言：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诚其勿为吏部官。由是世宗时或欲令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竟遇害。《北史·艺术传》云：魏正始前，有沙门学相，游怀朔，举目见人，皆有富贵之表。以为必无此理，燔其书。而后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虚也。则沙门又多通相法者。此等不过取信流俗，便于传布其教。乃若关康之，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南史·隐逸传》。《宋书》无算字，盖夺。）魏九家历，沙门统道融居其一。（见第二十三章第七节。）《魏书·术艺传》载殷绍上《四序堪舆表》云：初就大儒成公兴学算。公兴将之求沙门释昙影，昙影又将之求道人法穆，从之学者四年。则沙门之于算法，多有深造。慕容宝参合之役，支昙猛劝早为备，拓跋焘之围县瓠，毁浮图，取金像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辄设奇以应之。（《宋书·文九王传》。）则其人并有通于兵、阴阳、技巧之学者矣。《隋书·经籍志》所载，音乐、小学、地理、天文、历数、五行、医方、《楚辞》诸门，皆有沙门撰著，而天文、历数、医方，传自天竺者尤多，当时胡僧，几如近世之基督教士，赍学艺以俱来矣。
    僧人多有才学，故颇有参与政事者。宋庐陵王义真，尝云得志之日，以慧琳为豫州都督。（《宋书·武三王传》。）元嘉中，琳遂参权要。宾客辐凑，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夷蛮传》。）而义康谋叛，法略道人法静尼，亦并与其事。齐世则有杨法持。元徽中，宣传密谋，后遂罢道，为宁朔将军，封州陵县男。（《齐书·幸臣传》。）北齐神武之臣有潘相乐，本作道人。神武自发晋阳，至克潼关，凡四十启而魏帝不答，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门耆老议所推立。四门，《北史》作沙门，盖是？文宣尝命亲奉神武音旨者，条录封上，中有沙门，（见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可见沙门多参谋议也。《晋书·载记》：沙门吴进言于石季龙曰：“胡运将衰，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姚襄之败，沙门智通劝其无战。慕容德之据广固，谋及沙门朗公。更观慕容宝之有支昙猛，沮渠蒙逊之有昙无谶。而知五胡之主，谋及沙门者，亦不乏矣。
    凡藉宗教以资扇惑者，其所说教义，所立教条，不必皆其教之真谛也。特就众所共知共信者，附会为说而已。洪秀全之于基督教，其显而易见者也。佛教之为豪桀所资亦如是。《晋书·石季龙载记》云：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大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子扬。游于鄂县爰赤眉家。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转相诳惑。京兆樊经、竺龙、（此人盖亦道人，故以竺为姓。）严湛、谢乐子等聚党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扬称大皇帝，建元曰龙兴。此为藉佛教以图作乱，见于记载最早者。其后此等事迄不绝。宋文帝元嘉九年益州之乱，五城人帛氐奴等奉道人程道养为主，诈称晋宗室司马飞龙。（见《宋书·刘粹传》。）二十八年，又有亡命司马顺则，诈称晋宗室近属，据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应之。（《萧思话传》。）孝武帝大明二年，先是有南彭城蕃县人高阇，沙门释道方等，共相诳惑。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大宰府将等，谋攻宫门，掩大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事发，党与死者数百人。（《王僧达传》。《夷蛮传》云：阇为羌人，已见前。）此甚似清世林清之变矣。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建康莲花寺道人释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齐书·王玄载传》。）梁武帝时，有沙门僧强，自称为帝，攻陷北徐州。（《梁书·陈庆之传》。）此皆在南朝者。其在北朝，则《魏书·本纪》所载：太祖天兴五年，有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众据常山之行唐。高祖建兴三年，十二月，有沙门慧隐谋反。大和五年，有沙门法秀谋反。十四年，有沙门司马惠御谋破平原郡。世宗永平二年，有泾州沙门刘惠汪聚众反。三年，二月，有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延昌三年，十一月，有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四年，六月，沙门法庆反于冀州，自称大乘。九月，元遥破斩之。及渠帅百余人，传首京师。延平二年，正月，其余贼复相聚结，攻瀛州。法庆与法秀，声势最为浩大。《苟颓传》云：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大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社获安，卿之功也。”亦释道方之类也。《恩幸·王叡传》云：法秀谋逆，事发，多所牵引。叡曰：“与其杀不辜，宁赦有罪，宜枭斩首恶，余从疑赦。”高祖从之。得免者千余人。其徒党可谓甚广。据《崔玄伯传》，是役也，崔道固兄子僧祐与焉。又《阉官传》：平季父雅，亦与于此役，季以此坐腐形，而雅实为州秀才，则士大夫亦有与其事者。《齐书·魏虏传》云：虏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脱，虏穿其颈骨，使咒之曰：“若复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其遇汉人之酷如此。大乘之变，据《魏书·元遥传》云：法庆为妖幻，说渤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惟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冀州）萧宝夤遣长史崔伯驎讨之，败于煮枣城，伯驎战殁，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象，云新佛出世，除去恶魔。其好杀颇类孙恩，未知何故？或亦深疾末俗之恶，而思有所袪除欤？而亦兼及僧尼，又可见是时僧尼为众所疾视之甚也。《张彝传》云：元遥多所杀戮，积尸数万。彝子始均，忿军士重以首级为功，乃令检集人首数千，一时焚爇，用息徼幸，此又可见虏视汉人如草芥矣。（大乘事迹，又见《宇文福》、《高允》、《萧宝夤》、《裴叔业》、《李叔虎》、《酷吏·谷楷》、《阉官·封津》、及《北齐书·封隆之传》中。）《北齐书·皮景和传》云：吴明彻寇淮南，景和率众拒之。有阳平人郑子饶，诈依佛道，设斋会，用米面不多，供赡甚广。密从地藏，渐出饼饭，愚人以为神力，见信于魏、卫之间。将为逆乱，谋泄，掩讨漏逸，乃潜渡河，聚众数千，自号长乐王。已破乘氏县，又欲袭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骑数百击破之，生禽子饶送京师，烹之。《魏书·卢玄传》：高祖议伐萧赜，玄子渊表曰：“臣闻流言：关右之民，比年以来，设为斋会，假称豪贵，以相扇惑。显然于众坐之中，以谤朝廷。无土之心，莫此为甚。愚谓宜速惩绝，戮其魁帅。不尔，惧成黄巾、赤眉之祸。”子饶之所为，则所谓设为斋会者也。显谤朝廷于众坐之中，可见其非不知政治。然则所谓假称豪贵者，果编氓假称之欤？抑实有豪贵，参与其事也？能为地道，多出饼饭，其人亦非瓮牖绳枢之子矣。《源贺传》：贺出为冀州刺史，武邑郡奸人石华告沙门道可与贺谋反。《逸士传》：冯亮居嵩高，与僧徒禅诵为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亮亦被执赴尚书省，诏特免雪。亮遂不敢还山，寓居景明寺，久之乃还山室。沙门之易与乱事相连如此。异族窃据之际，有心人欲谋光复往往藉宗教为结合之资。自胡元荐居，白莲会声势始大，明代稍微，及清又盛。虽三合会亦自托于少林寺僧。合第八章第五节观之，而知元魏时佛徒之称兵者，必有民族义士，厕身其间矣。然附从之者，究以所谓豪杰之徒为多，故其宗旨不能尽纯，久之或且寖忘其本。此观于近世白莲、三合之徒之数典忘祖而可知也。昙洛椎埋发墓，（见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天恩横行闾肆，（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皆可想见僧徒中有何等人。此高宗之复佛法，所以必限欲为沙门者，出于良家，无诸嫌秽欤，《释老志》：高祖延兴二年，四月，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世宗永平二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有不安寺舍，游行民间者，脱服还民。皆惧其为黄巾赤眉之祸也。然藉资宗教，思教养其民以相保者，亦自有之。《北齐书·陆法和传》云：不知何许人也。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与苦行沙门同。耆老自幼见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测也。或谓自出嵩高，循游遐迩。侯景遣任约击江陵，法和乃诣湘东乞征约。召诸蛮夷弟子八百人。湘东遣胡僧祐领千人与同行。至赤沙湖，武陵王纪兵来。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殄之。以为都督郢州刺史。部曲数千人，通呼为弟子。惟以道术为化，不以法狱加人。（市不立丞，见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天保六年，清河王岳进军临江，法和举州入齐。文宣以为荆州刺史。梁将侯瑱，来逼江夏，齐军弃城而退。法和入朝。诣阙通名，不称官爵，不称臣，但云荆山居士。以官所赐宅营佛寺。自居一房，与凡人无异焉。案法和所用者蛮众，史又言其语带蛮音，盖久习于蛮者。其所为则甚似张鲁，以是时佛教盛行，故自托于佛耳，此固无教不可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