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六病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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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墙朝着田野,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模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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