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十万?有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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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么大一支代表团,运动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经费。无论哪个时代,没钱都是不好办事的。然而从一开始,对于这只浩荡之师的经费,官方就比较模棱两可。
首先,组织出征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成立于1924年,其实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却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角色,当时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各省份加上海外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一起参加的“全国运动会“,都是由体协出面组织的。1931年,体协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奥委会”。当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确定给了柏林后,国际奥委会便致信体协,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可体协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他的很多行为都没跟蒋校长的国民政府通气,自一开始就没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
不过,“奥运第一人“在洛杉矶的经历却成为一个契机,刘长春的奥运之行虽然很不成功,但是国人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却大大提高了。大家发现体育比赛对凝聚民族精神有巨大作用——比如在亚洲不败的足球与篮球。另一方面,这次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此时正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德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帮助与合作非常密切,像是构建对日防线等,老蒋甚至把二儿子都派到德国学习。所以国民政府一改往昔的冷漠态度,对本届奥运会热情还挺高。1934年8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参加“第11届世界运动会”,政府老二汪精卫还亲自出席了体协的会议,会上汪精卫表示,政府将竭力支持参与奥运会。此时,老汪先生还不是曲线救国的大汉奸头子,大家都很相信他,可他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当体协将预算报告递到行政院时,国民政府还是掉链子了。
体协虽然非官方,可办起事还是非常认真靠谱的,预算做得非常细致,大到运动员的训练费,代表团往返柏林的船票、火车票,小到团员们在德期间的零花钱、给车船服务员的小费,全都包含在内。所需要的经费大概在十七八万法币之间。可是后来,原定的90到100人的代表团,最后却猛增到141人(按照一些观点是,不知道为啥强行塞进去将近40人、去德国的“公费旅游团“)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分之一,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够。行政院并不管这套,大笔一挥只批了17万,其余的缺额让体协自己想办法。体协又没毛线的收入,只能干瞪眼。眼看出发在即,体协只能四处“化缘”。要说蒋校长完全没给支持也是不对的,当体协把告急信递到了蒋的办公桌上,老蒋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3000元。好吧,少是少了点,不过看委员长带头儿捐款,还是有一点点宣传作用的,最终体协共收到国内国外捐款4万多元。不过这些也还是不够,出征奥运所缺资金远远不止这几万元。
最终站出来的那个人是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他表示,足球队可以下南洋卖艺来补贴球队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出行经费——这就是陆逐虎与大家一路征战的由来了。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陆逐虎一行人走了6个国家(按当时来说是4个),已经踢完的26场球,取得23胜3平的成绩,赚了20多万港币的路费,因为有陆逐虎的加入,比历史上还更早一些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同时还顺带着让南洋各国的华侨们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真金白银到手时,大家都觉得一路上吃的苦都是完全值得的。球队上下决定给国内汇去了10万港币的路费——已经超出了原本的承诺了,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柏林之行充满期待。
结果这时候,球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按常理来说,他与大家都比较熟悉,应当很受欢迎才对。
来人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干事,也是前国家队门将,最开始负责遴选本届球员的周家骐。
“听说李队长和队员们近来日进斗金,可喜可贺。“
“惭愧,真能日进斗金,咱们就都坐飞机去欧洲了。“李惠堂心情不错,因为答应其他运动员的事情终于可以完成,心中一个大石头落地了:“我们正准备给国内汇十万港币去。“
可是周家骐并不是来祝贺他们来的,本来球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收获,他也是挺高兴的,可迫于背后压力只能硬着头皮当这个恶人:
“听说李队长手头已经有不下二三十万了,可你们——可我们足球队,二十二名球员,加上教练、领队、队医、跟队摄影记者,拢共也不过三十人,代表团其他成员可不止一百,这么多人,只给十万,还没你们一只球队的经费多,恐怕不太合适吧?“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说得不恰当,可也只能硬挺着。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是来要钱的。事实正是如此,国民政府知道足球队筹集了20多万元港币经费后,颇有些眼红,也不想想自己有理无理,就直接大喇喇指派让人前来要账了,别人都没周家骐面子大,他不得罪人,谁得罪人?
“老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周家骐是周贤言的发掘者,也是他在交大时的恩师,直言不讳地要钱让周贤言很意外。
周家骐沉默不语,半晌才叹了口气:“贤言,我也知道你们一路上很苦——可这,确实不是我的本意。总之,十万是不够的。”
说实话,大部分队员都感到非常气愤,球队风餐露宿,省吃俭用,那时候不见政府,现在想起我们来了!从里面拿出十万,已经是一大笔数字,对方竟然还嫌少!
陆逐虎还在的话,估计已经发飙了。
戴麟经直言不讳道:“奥运经费本应由政府提供,可政府不但不给充足,反而惦记起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感情老子家里生意都不做,跑几万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为他蒋家白打的工?”
其他球员也都抱着同样的观点,根本不同意把更多的钱给对方。
眼看着要不欢而散,队长李惠堂开导大家说,足球队虽然有钱去柏林,可其他队伍的旅费,如果我们不出手,他们确实没有着落。足球是中国体育的龙头,发展得最完善,成绩最好,理应多做一些牺牲,去扶助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运动。如果作为国技都不做表率,别的运动想发展想出成绩,自然困难。国家已经很困难了,希望我们争取荣誉去振奋国人士气,这次去柏林的中国世运会代表团是一个整体,光靠某个人某一只球队是没用的,我们应该顾全大局!
他的一席话感动了队员们,戴麟经叹口气道:“光梁,你迟早要在这愚忠报国上吃亏的。”
周家骐,或者直接说是他背后想割韭菜却又不肯出力的当局目的达成了。
虽然心里还是说不出的别扭,大家一致同意给体协汇去原本10万港币基础上再增加3万港币。
不是冲着某掌握“中国之命运“人的面子,而是为了顾及那些因没有旅费仍滞留在上海的运动员。
首先,组织出征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成立于1924年,其实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当时却一定程度上担当着体育主管部门的角色,当时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各省份加上海外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一起参加的“全国运动会“,都是由体协出面组织的。1931年,体协正式被国际奥委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奥委会”。当第11届奥运会的主办权确定给了柏林后,国际奥委会便致信体协,邀请中国参加柏林奥运会。可体协毕竟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他的很多行为都没跟蒋校长的国民政府通气,自一开始就没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
不过,“奥运第一人“在洛杉矶的经历却成为一个契机,刘长春的奥运之行虽然很不成功,但是国人对奥运会的关注度却大大提高了。大家发现体育比赛对凝聚民族精神有巨大作用——比如在亚洲不败的足球与篮球。另一方面,这次奥运会在德国举办,此时正是中德关系的蜜月期,德国对中国军事上的帮助与合作非常密切,像是构建对日防线等,老蒋甚至把二儿子都派到德国学习。所以国民政府一改往昔的冷漠态度,对本届奥运会热情还挺高。1934年8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参加“第11届世界运动会”,政府老二汪精卫还亲自出席了体协的会议,会上汪精卫表示,政府将竭力支持参与奥运会。此时,老汪先生还不是曲线救国的大汉奸头子,大家都很相信他,可他的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当体协将预算报告递到行政院时,国民政府还是掉链子了。
体协虽然非官方,可办起事还是非常认真靠谱的,预算做得非常细致,大到运动员的训练费,代表团往返柏林的船票、火车票,小到团员们在德期间的零花钱、给车船服务员的小费,全都包含在内。所需要的经费大概在十七八万法币之间。可是后来,原定的90到100人的代表团,最后却猛增到141人(按照一些观点是,不知道为啥强行塞进去将近40人、去德国的“公费旅游团“)人数一下增加了三分之一,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够。行政院并不管这套,大笔一挥只批了17万,其余的缺额让体协自己想办法。体协又没毛线的收入,只能干瞪眼。眼看出发在即,体协只能四处“化缘”。要说蒋校长完全没给支持也是不对的,当体协把告急信递到了蒋的办公桌上,老蒋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3000元。好吧,少是少了点,不过看委员长带头儿捐款,还是有一点点宣传作用的,最终体协共收到国内国外捐款4万多元。不过这些也还是不够,出征奥运所缺资金远远不止这几万元。
最终站出来的那个人是李惠堂和他的队友们。他表示,足球队可以下南洋卖艺来补贴球队以及其他项目运动员的出行经费——这就是陆逐虎与大家一路征战的由来了。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陆逐虎一行人走了6个国家(按当时来说是4个),已经踢完的26场球,取得23胜3平的成绩,赚了20多万港币的路费,因为有陆逐虎的加入,比历史上还更早一些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同时还顺带着让南洋各国的华侨们扬眉吐气了一把。当真金白银到手时,大家都觉得一路上吃的苦都是完全值得的。球队上下决定给国内汇去了10万港币的路费——已经超出了原本的承诺了,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柏林之行充满期待。
结果这时候,球队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尽管按常理来说,他与大家都比较熟悉,应当很受欢迎才对。
来人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干事,也是前国家队门将,最开始负责遴选本届球员的周家骐。
“听说李队长和队员们近来日进斗金,可喜可贺。“
“惭愧,真能日进斗金,咱们就都坐飞机去欧洲了。“李惠堂心情不错,因为答应其他运动员的事情终于可以完成,心中一个大石头落地了:“我们正准备给国内汇十万港币去。“
可是周家骐并不是来祝贺他们来的,本来球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收获,他也是挺高兴的,可迫于背后压力只能硬着头皮当这个恶人:
“听说李队长手头已经有不下二三十万了,可你们——可我们足球队,二十二名球员,加上教练、领队、队医、跟队摄影记者,拢共也不过三十人,代表团其他成员可不止一百,这么多人,只给十万,还没你们一只球队的经费多,恐怕不太合适吧?“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说得不恰当,可也只能硬挺着。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是来要钱的。事实正是如此,国民政府知道足球队筹集了20多万元港币经费后,颇有些眼红,也不想想自己有理无理,就直接大喇喇指派让人前来要账了,别人都没周家骐面子大,他不得罪人,谁得罪人?
“老师,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周家骐是周贤言的发掘者,也是他在交大时的恩师,直言不讳地要钱让周贤言很意外。
周家骐沉默不语,半晌才叹了口气:“贤言,我也知道你们一路上很苦——可这,确实不是我的本意。总之,十万是不够的。”
说实话,大部分队员都感到非常气愤,球队风餐露宿,省吃俭用,那时候不见政府,现在想起我们来了!从里面拿出十万,已经是一大笔数字,对方竟然还嫌少!
陆逐虎还在的话,估计已经发飙了。
戴麟经直言不讳道:“奥运经费本应由政府提供,可政府不但不给充足,反而惦记起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感情老子家里生意都不做,跑几万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为他蒋家白打的工?”
其他球员也都抱着同样的观点,根本不同意把更多的钱给对方。
眼看着要不欢而散,队长李惠堂开导大家说,足球队虽然有钱去柏林,可其他队伍的旅费,如果我们不出手,他们确实没有着落。足球是中国体育的龙头,发展得最完善,成绩最好,理应多做一些牺牲,去扶助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运动。如果作为国技都不做表率,别的运动想发展想出成绩,自然困难。国家已经很困难了,希望我们争取荣誉去振奋国人士气,这次去柏林的中国世运会代表团是一个整体,光靠某个人某一只球队是没用的,我们应该顾全大局!
他的一席话感动了队员们,戴麟经叹口气道:“光梁,你迟早要在这愚忠报国上吃亏的。”
周家骐,或者直接说是他背后想割韭菜却又不肯出力的当局目的达成了。
虽然心里还是说不出的别扭,大家一致同意给体协汇去原本10万港币基础上再增加3万港币。
不是冲着某掌握“中国之命运“人的面子,而是为了顾及那些因没有旅费仍滞留在上海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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