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九章 灾荒，赈灾，袁氏复起

    天空一片明净而幽蓝，云儿雪白而轻盈。长江的丰姿和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俯视江面，只见浑浊的江水卷着漩涡，打着转，跳跃着，舞蹈着。
    这是联合轮船公司的一支船队，自从上海光复以来，很多附属于复兴会的公司、企业都浮出了水面，以公开的面目为革命事业出工出力。联合轮船公司也不例外，暂停了其它客户的业务，完全听命于复兴会的安排。
    此次，船上除了顺便搭载固定数量的旅客外，还有一支上海医疗队，货舱里则装满了湖北军政府需要的布匹、药品、粮食等物资。
    对于革命，有这样的说法：革命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只有当革命形势业已成熟，即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人民群众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被压迫阶级才可能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革命才会到来。
    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应该看作是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形势逐步形成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诸种因素中，连年的灾荒无疑是不能不加注意的因素之一。
    1901年，“东南滨江数省，皆被水患”；1902年，山东境内发生黄河决口，四川发生少有之大旱，“灾民数千万”；1903年，直隶春夏苦旱，“麦苗尽枯”，浙江先潦后旱，灾歉几遍全省；广西有较严重的旱灾，因“饥荒已连绵多年”，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1904年，黄河再次在利津两度漫决，山东被淹地区甚广，四川又一次发生大旱荒，“几有赤地千里之状”；1905年，云南大水，仅昆明附近就有“数万户灾黎仓卒逃生”，贵州镇远等三厅县，“秋收失望”；
    1906年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湖南有饥民近四十万，长沙附近一次就“淹毙人不下三万”；江苏灾民达七百三十余万人，“每日饿毙二、三百人”；1908年广东大水灾，“灾黎几及百万”；1909年湖南大水，“统计各处灾民不下百余万人”；江苏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万余，沭阴十一万余，赣榆八万余，全省可以想见………
    “市廛寥落，闾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几有赤地千里之状”；“粮食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饿殍相望，易子而食”；“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殓”……
    不看别的，单看这些清朝地方官奏折上的文字，便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了。连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始终笼罩在早已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箝制压榨弄得精疲力尽的中国人民头上，使他们本已竭蹶困顿的生活更加面临绝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无异于堆积在反动统治殿堂脚下的无数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发生毁灭性的爆炸。再次，由于灾荒而大量产生的衣食无着的饥民，为着解决眼前的温饱，求得生存的权利，纷纷起来直接进行“抗粮”、“抗捐”、“闹漕”、“抢米”等斗争，这种斗争成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明显征兆，加速了满清封建统治的崩塌。
    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本来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的严重灾荒，一下子成为摆在即将上台执政的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
    黄兴面色很严峻，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刚接任地方的官员描述了部分地方农村极端贫困的景象，这大大超出了复兴会原来的估计。
    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形让黄兴深受刺激。作为总部临时任命的长江流域赈灾委员会主任，他赶到上海，又要乘船去南京，与刚刚赶到那里的陈文强深谈探讨一番，这是总部的意思，也是他的想法。在他们想来，无论什么困难，陈文强都可能会比常人有办法。
    江水舔着船弦，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却盖不住一个男子用英语朗朗的吟诗声。那是一个面色有些苍白的年轻人，穿着象一个归国的留学生，旁边还有几个与他年纪相仿的青年。
    “黄先生，我认识其中的两人。”黄兴的随从兼保镖张仲华见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几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便在旁说道：“上海光复时，我们正攻打制造局，而黄浦江中的清军军舰还飘着龙旗，这两个人就在江边观看，竟跳下江，向军舰游去，要说服舰上清军反正。”
    “哦，后来呢？”黄兴愣了一下，笑着问道。
    “后来——”张仲华也笑了起来，瞅了一眼不远处这几位，说道：“后来被南琛号上的水兵打捞上来，派小艇送上岸了。”
    黄兴不由得笑出了声，似乎想到这几个愣头青变成落汤鸡的狼狈象。但随后又赞赏地点了点头，这是个激情的年代，眼前就是奔涌着热血的青年。而革命，这个伟大的名词，激发了多少人平常无法想象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啊！
    “广东成立临时政府已成定局，南方多半省份也基本光复，我看推翻清廷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北洋军尚在，不击破此满清最后依靠，满清便不会乖乖退位让国。”
    “北洋军号称中国第一强军，岂是容易击破的？现在几省革命联军能支持至今，且未落败象，已属不易了。”
    “我看倒是未必如此，北洋军虽强，却乏补充，南方革命军可源源而至，力量对比慢慢就可发生变化。”
    “只要临时政府成立，群龙有首，号令统一，击破北洋军，推翻满清，我看还是很有把握的。”
    “那天你跳入江中，如鱼般敏捷，想必也是很有把握喽？”
    “那天啊——水有些凉，也有些仓促，身体没活动开，呵呵，没活动开。”
    ……………….
    黄兴看着这群年轻人高谈阔论，又互相调侃，不禁面含微笑，真是羡慕啊，羡慕他们的年轻，羡慕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为祖国的建设出力，羡慕他们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富强和崛起。
    这时，有一位青年走了过来，彬彬有礼地向黄兴鞠躬，说道：“黄先生您好。”
    黄兴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西服裁制得十分考究合身，四四方方的脸庞给人以诚恳的感觉，微微发胖的身材说明此人很会保养身体。
    “黄先生，您还记得吗，我们在东京见过面的，我姓——”年轻人自我介绍道。
    “哈，我想起来了。”黄兴点着头，笑道：“东京基督教中国青年会的总干事，救过美国传教士的英雄，还是孔圣人的子孙，你也回国了。”
    “是的，是的，黄先生的记忆力真是厉害。”孔祥熙半是恭维，半是真心地说道。
    “孔圣人家的，也革命了？”张仲华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西服革履的家伙，怎么也看不出他与先哲贤师孔圣人有什么联系。
    “我在上海参加了进步青年会，因为我学过矿物学，所以被派到大冶铁矿协助工作。”孔祥熙说道：“没想到，在船上竟遇到了黄先生。”
    “好啊，你也投身革命，这很好。”黄兴听说孔祥熙已经加入了复兴会的外围组织，立时高兴起来，并邀请孔祥熙共进午餐。
    仪态大方，举止得体的孔祥熙很快博得了黄兴的好感，而且黄兴发现他对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有涉猎，不由得开口问道：“庸之，你不是理化硕士吗？怎么会了解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学科？”
    “是这样的，黄先生。”孔祥熙解释道：“我在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时，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再后来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所以，获得了理化硕士学位。”
    “原来如此。”黄兴点了点头，一个念头在心底萌动，但他还有些犹豫。
    交谈慢慢热烈起来，因为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革命，孔祥熙虽然快三十了，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青春容貌和勃勃英气。
    他们纵论时势，谈古论今，从孔祥熙的家乡太谷聊到奥柏林大学，又从美国南部说到上海、广州、武昌。当黄兴提到赈济灾荒时，孔祥熙竟也能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这让黄兴打消了心中的犹豫。
    ……………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袁世凯终于要出头了。”陈文强正思索着刚刚得到的消息。
    报纸上转载了天津某大报的消息，被重新启用却滞留天津租界的满清协理大臣袁世凯向朝廷上书，对如今危局提出了几点建议：一，马上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请缨出战，请朝廷授他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
    朝廷不给，你便伸手强要了。陈文强仔细思考了一番，将报纸扔到桌上。
    其实，这未尝不是他所设想的步骤。激战武胜关，为北伐制造声势，为的便是让清廷起用袁世凯，使北洋军戴上控制的笼头。
    虽然说现在的革命形势看起来是非常乐观，但复兴会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与其他革命团体的矛盾是早晚会爆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妥协和谈判，其中不乏激进的革命者，也有一些是想借机捞取更大利益的投机者。
    但也是因为联合阵线的存在，因为与立宪派人士的合作，革命大势才在表面上不可阻挡。
    正如袁世凯奏折中所说“以数百年之屏翰，亦有倒戈之形。曾主事功之督抚，洞达外势之使臣，各埠商团公会，亦多坚主共和。诚不知人心何以如此乖离？国势何以竟对维挽？”
    人心散了，纵有才能，也难以收拾此纷乱之局。几镇强军，纵能得到些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整个大战略上，却已是孤军。
    可如果把袁世凯逼到绝路，革命军与北洋军的大战将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会绵延而长期。而北洋军不仅仅是敌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卫护国家的军队。没有北洋军，东北三省的日俄就会蠢蠢欲动，特别是日本，是唯恐中国安定，最希望中国陷入长期战乱，最希望中国的武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的。
    现在的战事已经不是主题，武昌方面的压力顿减，这应该是袁世凯所释放的一个信号。
    没错，谈判可以秘密进行了。即便是有各方阻力，复兴会与立宪派是不希望大打出手，战乱绵延的。这个联合的力量是可以压迫其他势力的，而财政将是至关重要的筹码，却恰恰正掌握在复兴会手中。
    既然战争要变成一场演给清廷，演给其他人的大戏，陈文强便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赈灾和稳定地方上。
    通过赈灾，或许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影响列强的政府行为；当然，贬低满清朝廷，提高临时政府形象，凝聚民心士气，并占据道义高点，打击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也是应有之义。不过，这些是不能在今天这种级别的会议上说得太透的。至于会议记录，自然会迅速通过电台发给广州总部，从而尽快采取行动。
    “满清统治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官员们贪污赈款，草营人命，竟将灾祸当成升官发财的手段。受‘黄灾’最厉害的山东省，那些‘谋差营保’的官僚们，常聚在一处议论说：‘黄河何不福我而决口乎？’因为黄河一决口，他们就可以藉办河工，既私吞工款，又谋取保举，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偷偷地破坏老百姓自筑的堤防，人为地制造灾荒。”
    声音朗朗，陈文强的思绪被一个年轻官员的愤慨所吸引，“在揭露满清封建官僚和劣绅地主时，我们也要警惕某些人会被钱迷了眼，而犯错误。所以，我建议在每个省政府设立赈灾督察，保证拔下来的赈灾款专款专用，而且，用款账目要对社会公开，赈灾物资的发放也要依据公开、公正的原则，定期公布发放名细，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