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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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兴修水利一样,渠挖掘好了,开闸放水只是个仪式。
如果不挖渠就放水,或者渠挖得不够好,十有八九要酿成洪涝灾害。
他当初力推教化,为此特地组建印坊,就是为埋藏世家挖下的第一锹土。
世家为什么能坐大?因为知识传播不易,他们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话语权。
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种莫名的自信,原因还是他们对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几千年来,读书人始终只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他们理所当然的掌握了话语权,上怼天子,下欺百姓。
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士大夫。
刘协建立了印坊,降低了普通人读书识字的难度,又对儒生的务虚大加鞭挞,提倡四民皆士,鼓励实学,儒生以经学传家的垄断优势自然而然的被削弱。
这时,新的矛盾已经在酝酿。
儒生入仕的渠道受限,不可能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想法。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网络技术普及,让所有人都可以发声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人是如何疯狂反扑的,刘协记得一清二楚。
没有人会平静地接受既得利益的损失。
不管是以圣人门生自居的儒生,还是以启蒙者自居的公知。
现行的选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形势,改革在所难免。
在大规模的讨论之前,刘协要先进行小范围内的通气,第一个目标就是荀彧。
荀彧是下一任司徒人选,选举是他将来的职责范围,无可逃避。
荀彧本人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选举制度摆在确定都城和开发江南之前,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对刘协的发问,他也不谦虚,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与刘协不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更远,也习惯于从之前的历史中寻求依据,直接从左雄、黄琼等人的选举改革开始说起。
没错,对现行选举制度的不满早已有之,而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
左雄、黄琼就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先驱。
左雄的贡献在于限制年龄,将那些过于年轻,根本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强调入选人员的能力。为此,他定了一个制度,四十以下,不得推举为孝廉。
黄琼的贡献则在于分科取士,尤其强调能行政者,进一步加强入选士人的行政能力。
但是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他们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原因之一,就是儒生在实际权力分配中占据的份额太少。他们动不了外戚、权贵的份额,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调整,影响不大。
比如推举孝廉,各郡大部分名额都被权贵分了,没有背景的不过十之一二。
再比如太学考试,从三万多人中选举郎官,一年不到一百人,杯水车薪。
相比之下,勋贵二千石的子弟根本不需要考试,凭父兄荫选就可以直接入仕,每年的数量数倍于苦读中选的太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能安心读书才是怪事。
现在情况有变,刘协取消了宦官制度,又大力压制勋贵,对官员子弟的录用也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为更多的普通人留出了机会。与此同时,朝廷事务的增多,迫使朝堂和郡县机构增多,名额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官职。
在这种情况下调整选举制度,压力不大,更易于见效,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荀彧很清楚这一点,所以顺理成章的提出了将左雄、黄琼的改革更进一步的建议。
具体而言,就是对各级官员的选任有一个年龄限制,同时按照不同的科目取士,以增强其专业性。天子提倡四民皆士,提倡实学,选士自然也要依循这些特点。
比如兵曹、贼曹、尉曹,就应该选任有行伍背景的人,金曹应该选用有冶炼经验的人,户曹、仓曹则需要有农学背景,决曹、辞曹则当通晓法律。
总而言之,要加强专业性,以便适应不同岗位的需求,更好的履职。
为此,荀彧还建立对诸曹的职能进行细分,以便明确其要求,更利于选用人才。
最后,荀彧又提出一个建议,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臣担任教师,教授实际行政处理能力。
像赵温,在仕途上努力一辈子,积累了很多实际经验。如果不加以利用,他的这些经验最多只能传给他的子弟,实际上还是家族传承,绝非朝廷所愿。建立一个学堂,让他教授更多的人,有利于官员整体素质的提升。
行政能力也是实学。
刘协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偶尔提一两句,却牢牢把握着方向,不断刺激荀彧的思路,逼他想出更多的办法。
但看起来,无疑还是荀彧说得最多,是他在主导选举改革这个议题。
在起居注上,荀彧的发言连篇累牍,刘协的话只有寥寥几句。
最后,刘协还是老规矩,要求荀彧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字,既方便其他人讨论,也留作史料。
将来有人根据这些记录写选举改革史,不出意外地会将荀彧看成始作俑者。
荀彧不疑有他,欣然从命。
讨论完了选举制度,又讨论都城选址、南方开发。
刘协与荀彧谈了一整天,晚上还一起吃了晚饭,又聊了一会儿,才尽兴而返。
荀彧兴奋不能自己,回到驿舍后,吩咐妻子唐氏准备灯油、笔墨,再准备一些浓茶。他准备挑灯夜战,将和天子讨论的结果尽快形成正式的奏疏,提交三公讨论。
如果不挖渠就放水,或者渠挖得不够好,十有八九要酿成洪涝灾害。
他当初力推教化,为此特地组建印坊,就是为埋藏世家挖下的第一锹土。
世家为什么能坐大?因为知识传播不易,他们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话语权。
为什么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种莫名的自信,原因还是他们对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几千年来,读书人始终只占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他们理所当然的掌握了话语权,上怼天子,下欺百姓。
没有千年的王朝,却有千年的士大夫。
刘协建立了印坊,降低了普通人读书识字的难度,又对儒生的务虚大加鞭挞,提倡四民皆士,鼓励实学,儒生以经学传家的垄断优势自然而然的被削弱。
这时,新的矛盾已经在酝酿。
儒生入仕的渠道受限,不可能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想法。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网络技术普及,让所有人都可以发声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媒体人是如何疯狂反扑的,刘协记得一清二楚。
没有人会平静地接受既得利益的损失。
不管是以圣人门生自居的儒生,还是以启蒙者自居的公知。
现行的选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形势,改革在所难免。
在大规模的讨论之前,刘协要先进行小范围内的通气,第一个目标就是荀彧。
荀彧是下一任司徒人选,选举是他将来的职责范围,无可逃避。
荀彧本人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将选举制度摆在确定都城和开发江南之前,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对刘协的发问,他也不谦虚,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与刘协不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更远,也习惯于从之前的历史中寻求依据,直接从左雄、黄琼等人的选举改革开始说起。
没错,对现行选举制度的不满早已有之,而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
左雄、黄琼就是改革选举制度的先驱。
左雄的贡献在于限制年龄,将那些过于年轻,根本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排除在外,强调入选人员的能力。为此,他定了一个制度,四十以下,不得推举为孝廉。
黄琼的贡献则在于分科取士,尤其强调能行政者,进一步加强入选士人的行政能力。
但是限于当时的实际条件,他们的改革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原因之一,就是儒生在实际权力分配中占据的份额太少。他们动不了外戚、权贵的份额,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调整,影响不大。
比如推举孝廉,各郡大部分名额都被权贵分了,没有背景的不过十之一二。
再比如太学考试,从三万多人中选举郎官,一年不到一百人,杯水车薪。
相比之下,勋贵二千石的子弟根本不需要考试,凭父兄荫选就可以直接入仕,每年的数量数倍于苦读中选的太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能安心读书才是怪事。
现在情况有变,刘协取消了宦官制度,又大力压制勋贵,对官员子弟的录用也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为更多的普通人留出了机会。与此同时,朝廷事务的增多,迫使朝堂和郡县机构增多,名额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官职。
在这种情况下调整选举制度,压力不大,更易于见效,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荀彧很清楚这一点,所以顺理成章的提出了将左雄、黄琼的改革更进一步的建议。
具体而言,就是对各级官员的选任有一个年龄限制,同时按照不同的科目取士,以增强其专业性。天子提倡四民皆士,提倡实学,选士自然也要依循这些特点。
比如兵曹、贼曹、尉曹,就应该选任有行伍背景的人,金曹应该选用有冶炼经验的人,户曹、仓曹则需要有农学背景,决曹、辞曹则当通晓法律。
总而言之,要加强专业性,以便适应不同岗位的需求,更好的履职。
为此,荀彧还建立对诸曹的职能进行细分,以便明确其要求,更利于选用人才。
最后,荀彧又提出一个建议,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臣担任教师,教授实际行政处理能力。
像赵温,在仕途上努力一辈子,积累了很多实际经验。如果不加以利用,他的这些经验最多只能传给他的子弟,实际上还是家族传承,绝非朝廷所愿。建立一个学堂,让他教授更多的人,有利于官员整体素质的提升。
行政能力也是实学。
刘协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偶尔提一两句,却牢牢把握着方向,不断刺激荀彧的思路,逼他想出更多的办法。
但看起来,无疑还是荀彧说得最多,是他在主导选举改革这个议题。
在起居注上,荀彧的发言连篇累牍,刘协的话只有寥寥几句。
最后,刘协还是老规矩,要求荀彧将这些意见写成文字,既方便其他人讨论,也留作史料。
将来有人根据这些记录写选举改革史,不出意外地会将荀彧看成始作俑者。
荀彧不疑有他,欣然从命。
讨论完了选举制度,又讨论都城选址、南方开发。
刘协与荀彧谈了一整天,晚上还一起吃了晚饭,又聊了一会儿,才尽兴而返。
荀彧兴奋不能自己,回到驿舍后,吩咐妻子唐氏准备灯油、笔墨,再准备一些浓茶。他准备挑灯夜战,将和天子讨论的结果尽快形成正式的奏疏,提交三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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